人寰 (37)_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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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　　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用那一记耳光来摆脱自己。不惜破坏自己人格的和谐。那个意外的卑鄙举动，那个叛徒之举，实际上是他在挣脱白已。他从来没明白这点，用了这么多年来为此举动思索反省。　　对他说：舒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知道有一个伤痛，却又不知伤在何处。其实并不只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因此那伤并不存在。我在自我矛盾，我知道。非母语，自相矛盾以致含混不清，都得到了原谅，我总在你脸上看到你的原谅。你的不惊讶，你的眼睛有时像圣像的眼睛那样不惊讶，司空见惯。　　其实语言从来没有准确过。语言的含混使南希和克林顿，使律师们不失业。　　我可以躲在我的英语用词不当的后面，对舒茨说：那个开头开得不好。我们那个开头。在你的大办公桌上。　　你把权力、利害全压上来。如此开头怎么行？你算计好了，酒埋伏已久。　　他？把它的杀伤力归结到我非母语的偏差上。他不计较我用词过猛。一向原谅，像你。　　他说：好吧，就算开头不尽完美。但我们现在在深深相爱，不是吗？　　我说，是。　　他说他为我已断了一切后路。他说许多好事的开头都不够美好。　　哪止“不够美好”？不是量，是质。是本质的不好。　　你在占一个急于求职的四十五岁的女博士生的便宜。本质是性骚扰。　　他还是坚持原谅我，笑，皱纹划出痛苦。他总说他喜欢我说英文时的幼稚可笑。一个没头没脑地呷呷的孩童。　　语言的稚气使我身上幻化出一个年轻许多的我。那个假象使他信以为真，他甘心信以为真。因此他在享受一份假象的青春同时必须原谅。他把我语言中的无轻无重，过分直接都当成那幼稚的整体，他无法剔除其中一部分不善和不逊，那些刺痛他和令他无法下咽的。　　他笑笑说：注意你的用词。　　我笑笑说：你觉得是修辞问题吗？　　他说：想想一辈子要听你这样不知轻重的话，真无望。他让我明白他那父辈的宽厚之爱，他的皱纹告诉我别的什么。它们在告诉我：我也在敲诈。　　让我们别谈这个了。他可怜地说。拥抱和拥抱的一切后果使进了死胡同的谈话歇在那里。我在他第二次上来时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好挣脱的。我爸爸在四十五年前通过我妈妈给予我的这个“我”，可不那么容易挣破，逃离。无法停止做“我”，无法破除我爸爸，我祖父的给予。那奴性。那廉价的感恩之心，一文不值的永久忏悔。　　那不也是个好的开头，贺叔叔和我爸爸。　　……让我喝口水。我过分缺逻辑吗？　　突然忘了我想说什么。核心，失散了。　　我是说过。我从四月的游艇上开始了爱情，回避去看那开头。我认真地告诉了他一次：我爱他。这三字只有第一次讲是认真的。他没听过我讲第二次。　　抱住刚刚讲了“我爱你”的四十五岁女人。紧紧抱住她的誓言。然后，他降低下去。我发现这白发苍苍的男子跪下了。　　有一点美丽。有一点恐怖。这个跪下的白发人。　　我发现我流泪和微微窒息。　　还是很混乱吗？只是有一点儿？　　我在想我爸爸写作的样儿。你已知道那次破裂。我送贺叔叔，一直送。我让他看到我们青年男女的天地。是的，我要刺痛他让他知道我是垂手可得只要他年轻二十岁。我明白我爸爸在破裂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后他会干什么。他会更卖命的去写。果不其然。我就在舒茨奋力待续的时候，想到我爸爸卖命写作的模样儿。他在运力，一再延长时限以证实他的年轻壮健。我因而有闲暇去想；树林送别之后。　　第二天我起床时看见我爸爸已将自已塑在桌前了。我去两扇书架后问早安。他心情不坏，稀疏的卷发中缭绕着青烟，烟灰缸满得要溢出来。他真的感觉满好，因为他从凌晨就开始工作，已在早晨到来时卸下了一点儿疚愧。经贺叔叔提醒，他明白债务还到一半就撂下是等于不还，利息只会一日日涨上去。　　是的，是贺叔叔让我爸爸明白：那一记耳光是有记载的，在他们彼此内心，在成千上万人的目睹耳闻中。他让我爸爸明白：他的骄傲和荣誉可以被灭除，可以被贬为零，但不可以承载我爸爸那只巴掌。　　他的胸襟原不宽大。他表现得逼真而已。或许那般宽大的胸襟只不过是他的善意向往。真心宽容和超脱的他，是我在瓜棚金黄色灯火中看见的那个清瘦俊气的中年农夫。那是他的还原，满是人情味和快乐。还有丰富的情感常识。多自然和谐，与我或那暗中存在的村姑促膝坐在田畔上。　　我问我爸爸：要替他写下去吗？　　我爸爸说：是合作。不是“替”他写。我爸爸可不想当着我这个晚辈认那笔账。　　我笑笑，合作呀。得多少年！　　我爸爸看看我被一夜杂梦所染的苍白面色。他伸出带墨迹的手拍拍我的手背。明白极了，从六岁到二十四岁，所有的根梢末节都在她女儿的眼里、心里。所有的裁判。　　我再是苍白一笑，说：爸爸，就是别太累了。　　他已开始昏花的眼睛有那么多感激。他感激我从不点破什么。不像我母亲，在贺叔叔走后大声讲给我爸爸听同时讲给左邻右舍听；他还要怎祥啊？谁欠谁他搞清楚了吗？！打他一耳光怎么了？他剥削你那么多年，剥削你那么多才华心血、不抵那一耳光？！你还剩几年给你自己？　　你自己的长篇短篇呢？这生这世还有时间写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上人大代表了，更好了，以后一个字不用写照样挂着名作家的牌子！你怕他什么？不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吗？大不了叫他扇你一下。然后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贺一骑的书上连一个逗号都不是他写的！他在政治上拉拢你，就为了能一辈子收买你，压榨你！我们是社会主义，作兴这样拿人当牛使吗？！　　我爸爸起初还听，渐渐不听；渐渐不听也听进去不少，于是抓起烟缸扔出去。他本没有靶子，却准准砸在我妈妈的小腿上。我妈妈倒在地上，我和我爸爸去扶她，她开始哭她自己栖牲在我爸爸身上的一生。开始哭出另外一种嗓音，那样开怀的大悲大怒，我们从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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