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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呃呃”了两声。白发老爹从他的青年和中年只提炼出这一部分,因此现在的他失去了一些质感。对舒茨,我也有类似感觉。

  他和贺叔叔绝对不同。不只是种族、文化。

  我对他说,贺叔叔,我要去美国了。

  他眼睛还很明澈,却映不出那个小女孩来。他想看出小女孩结束在这女人的皱纹里还是眼神里。他对我与他之间的情感跨度恍惚了一下。

  我说的是恍惚吗?我是指晕眩。

  对一个永不会痊愈的老人,仅仅是“我要走了”就令他晕眩。终于还是挺过来了,他微笑,笑容从弱到强。两个酒窝是那笑容里多余的阴影和坎坷。

  是专程的。我专程从北京回到那个盛产刁民悍妇的省份城市,专程出现在他天天散步的榆树小道上。

  当然可以,请问吧。

  是,我想过自杀。

  不是非常冲动的。实际而平静,把后事安排妥当。遗嘱中有一段说给贺叔叔的话。英文的,我常常感到我在英文中的人格与个性是多么不同。它使我自我感觉是无辜的。如同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言语的后果,没意识到他与他语言间的相互责任。

  自杀是基因。超自我和自我的不平衡是从基因中来的。弗洛伊德推断超自我代表死亡动能:理想成分越多的人(超自我比例越重的人)死亡动能便越大。是不是这样呢?

  我同意。那么多年的红色理想教育。孔孟也是一种理想教育。超自我的绝对强势使众多自杀者勇敢地采取行动了。

  自杀热线?谢谢。

  一个人自杀前会向这热线报告?自杀应该是私下的,是超自我对自我的秘密处死。

  不用,我乘地铁很方便。

  保证:在下次就诊前我绝不自杀。我还没讲我的故事呢。

  下星期见。

  收到我的电话留言了?没去那里,是出了件事。舒茨教授和我冲突得很闪猛。不是激烈,是凶猛。正是我选择的词汇。他叫喊,头颅如同交响乐的指挥,颠摆震颤。声音回到了他的三十岁,突然有了种亮度,一层金属光泽。

  一个老人在自认为被欺负时,竟有那么洪亮的嗓音:

  该是沙哑的,那样会激起我的同情。

  常常的。为了方便。你从不撒谎吗?

  仅是一个托词或者搪塞,他喜欢称它谎言就称它谎言。你看,这是一种沉默的尊重,它让你明白你该停在哪里。当我听到“你昨晚出去做什么了?”这样的提问,我回答“出去走走”或“去和约克碰面”是一回事。仅是个方便。什么实质的不同呢?对舒茨来说,实质只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从他可知可控范围的短暂消失。因比我回答“出去走走”不光方便,而且更实质。就是为他怀疑和指控的短暂消失提供个证据。他为了一个实质上毫无差异的回答愤怒得如同临终前给疟疾弄得冷战连串的杰克·伦敦。(原谅,我不爱杰克·伦敦,因为他生前厌恶中国人。)他浑身冷战地走向电脑,把他为我写的一封求职推荐信印出来。一共四页,对我的能力和才华以及一日只睡五小时的勤奋自律的作息规律很诗意地描述了一番。他印出这封信,然后在我鼻子前面招展几下,在距我面孔八寸的地方撕毁了,看着他撕,先是两半,然后四半。他手指粗壮,动作因太强烈而一再错过准确点,从而变得大而衰弱,一再撕不毁那渐渐加倍的厚度。他力竭了,就那样哀伤无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帮他撕扯一把,帮他完成这番愤怒。

  我?

  我同他约会有两个多月。

  我垂着两手,看着那个纸团砸在我脚边。看着一个人整个的愤怒过程:捺下电脑开关,搜寻目录,找出这封信,再打开打印机,让它温吞吞地、无情绪地将四页纸推送出来。再把它们撕烂,撕得不够理想,因而把它们挤压成一个大纸团,砸出去。一点反弹也没有,立刻淤陷在长纤维地毯上。

  其实有许多零碎的时刻,我是完全能接收他的,这个老得相当尊严的男人。那些时刻包括他从车里忽然伸出两束复杂的留恋目光,来望我。那不可整理,不可测量的复杂程度。带有预言:或许这次别了就永远别了,六十多岁的人,江山和晚霞,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展现给他。深灰色的目光让我感动、微痛。交往突然有了一层悬心的深度。

  默默然,一阵子歇斯底里在我心里发作起来。我会追跑着,跟在他车后面,脚步像走在末路上。老人的留恋真像布拉姆斯的提琴主题一样。

  是啊。贺叔叔站在榆树小道上。

  正是这种不断演习的永诀让我和舒茨近了。

  冲突是造作。我是指极端矫情;我们尴尬得受不住了,就与人冲突。我在看一个老年男人冲着一个缺席的对手咆啸。很滑稽的,因为我不给他这个权力,把我扯到对手的位置上,我静观他对那个空缺位置发作醋意,发作专横,我嘴唇愈合如同某场谋杀中唯一的知情者。

  我看着他把大纸团掷到我脚边,它的体积和投掷的力量该有轰动,却被柔软地面吞咽厂,预期的声势被抵销了,地心吸力在此突然出现一阵瘫痪。

  我或许撒了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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