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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文学

　　——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

　　二十世纪——从2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大致处于爱情饥渴和性爱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HenryMiller、AnaesNin、DorithyParkcr、JohoUpdike、NormanMailer）对爱情是不屑的，他们摒弃了把爱情作为性爱的理想，而产生了一种硬汉式的低调的文学风格。这类作品也对西方社会的爱情观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能不看到它与每一种思潮，每一种艺术形式一样是着重自我发现，逆反传统和逆反社会的。他们的思想基础与弗洛伊德（Freud）的学说的诞生也是有所关联的。

　　Freud诞生在十九世纪这个伟大的科学革命时代，在他之前有两个伟人的出现——Darwin和Fecher，后者第一个提出人类心理可以用科学去研究，而前者，则几乎给人类带来了一次科学的“文艺复兴”。十九世纪的一连串科学发现，包括细菌学和遗传学，以及物理学的飞跃性发展，使人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巨大突破。因此Freud心理学说的出现是必然和自然的，是有着充足学术准备的。

　　再发展到二十世纪，在20年代初的欧洲和纽约，文学界、艺术界没有不把“Complex”以及“Consciousness”或者“CollectiveUnconscious”之类的Freud和Jung的词汇挂在口头的。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也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一跃而转为对人本的认识。就是说，假如在此之前的文学中的爱情主要是精神活动，那么HenryMiller之类的作家便抽去了这一层审美价值而使之转化成肉体的生命本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革命和进步。因为在此之前，文学中的爱情似乎是贵族化的，是带有神性的，因而是玄妙的。而这一革命使男女间的关系变得平民化了，不再是验证柏拉图的假说，而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欲念。一切男女间的情和怨，都是出于人的自身繁衍的本能。对本能的强调，压倒了二十世纪前文学作品中对本能的否认。

　　这期间有例外的作家，D.H.Lawrence。他是把人本探索和爱情理想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没有比他的LadyChatterley'sLover中的性爱过程描写得更细腻、更具体的了。但写“性”并非他的唯一目的。读者能从他的“性”中读到肉体与精神的互动关系，还能读到“性”中的阶级关系，甚至政治关系，“性”使“爱”更丰富，更可信。爱情是平面的，而有了“性”意识的爱情则是立体的。Lawrence的其他作品，如Fox、Rainbow、SonsandLovers……以及许多短篇小说中，虽不像他最后一部作品LadyChatterley'sLover，直接描写性行为，但那些作品都是充满性意识，以性为人物情感的主要潜流的，因而这些作品显得比二十世纪之前的所有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来得有力度、有血气。

　　前面谈到性爱文学诞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其心理基础。Freud的伟大假说在二十世纪被验证，或推翻或再验证。似乎以科学来证实Freud，或证伪Freud，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大量的受Freud影响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大量的剖析自我、解放欲念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取而代之了爱情在文学中自古至今的主宰地位。应该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是遗弃了爱情的文学，或说被爱情遗弃的文学。爱情只是通俗读物的一个类别：Romance。

　　根据Freud的假说，Sex代表人的求生本能（LifeInstinct），而Love作为理想——理想则属于Superego（超自我），代表的是DeathIndtinct。这里我可援引一段Freud的原话：“Perhapswehaceadoptedthebelie（theDeathInstinct）becausethereissomecomfortinit”，意即如一切人类的理想，爱情作为理想，是基于牺牲，基于“做烈士”这样一种意识的。所有的主义，所有的信仰，最深层是要求人献身的。而Sex却是对立于这个死亡本能的，因为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自身壮大、增殖。对二十世纪人的爱情理想破灭转向Sex，我的假说是二十世纪存在太多的死亡本能。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和广岛、长崎的实际使用，如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精神战争，满足了人的死亡本能；人不再需要爱情（尤其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少年维特式的）这种理想来满足自己的死亡本能。二十世纪，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已经失衡。包括音乐、绘画中的毁坏性力量给予人的死亡本能以足够的释放，人转向Sex——求生本能，来回避Superego对人的牺牲的索求。

　　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为爱情献身的作品变得越来越稀有。变成了一种人在冥冥之中对一种古老理想的遥远的向往。这向往是美丽的，也是代价昂贵的，就像一切理想一样，是人的现实生活可有可无的诗意。

　　这种向往使TheEnglishPatient这样的诗意作品显得可贵，甚至使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也产生了“以慰渴怀”的效果。前者并不回避性描写，以当代人对于Sex的正视，而体现一种高于一切的爱情理想。它的诗意就来自高于祖国、民族界定的荣辱观念的男女情爱和性爱。这里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是交织的，因而它满足了人性双面的需要——审美的和人本的性爱。

　　从此例看出，能在不放弃审美价值而写性。换句话说，不回避“性”而写爱情，是我本人所欣赏的。这类作家可以举出许多，如VladimirNabokov（Lolita），GarciaMarquez（LoveintheTimeofCholera），IsabelAllende（TheHouseoftheSpirits）MarculiteDuras（TheLover），这些作家不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类作家。他们正视性爱，但在于他们，性似乎更多地成了“爱情”这个主题的哲理。

　　记得有次在芝加哥的某个图书馆，听Allende的Reading（当时她在为她的InfinitePlan做宣传），当听众提问她对于写性爱的感受时，她非常开朗地笑着回答：“我爱写性！我从写性爱中得到享受！但我不会直接去写性动作，性的动作就那么多，写来写去不是很乏味吗？我希望我自己能写出性的氛围、气味、质感、触觉，总之除开性本身，调动一切心灵或感官的触动，来写性。”

　　Allende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爱情是上升到审美层次的性爱。即便仅仅写性爱，也应该把审美的目的作为第一目的。刚才我提到TheEnglishPatient，我们看到这里爱、性、生、死是紧紧编织的。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已不可能避开“性”这个生命现象而单纯求得“爱”这个精神现象。这就是为什么Freud的学说最先引起文学家、艺术家、知识阶层的兴趣。

　　就我本人来说，我是认真对待写“性”的。性关系在我的理解中时常更为广义、更为形而上。有时我甚至认为，性包含的一对对立统一体，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比如，《扶桑》中的两个对立的种族、两种并存的文化，它们间的相吸、相斥、折磨和磨合，这两个民族本身就组合成了一个对称体，从形而上来理解，克里斯和扶桑的性爱是两个民族媾合过程的象征。我在描写扶桑这个人物时，时常感到她身上体现了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的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不可能被任何文明和文化所“化”的雌性。在她无原则的宽容，无歧视的布施，她的存在哲学和理性化的西欧文化间，我意图在表现超越雌雄范围的雌雄关系。两种文化在接触的初始，亦像两个性别的个人，其中有大量的暗恋、怀疑、冲突，而媾合也不能说是最终的，媾合中会产生和谐因素，但也会产生大量敌对因素。

　　再比方我写《雌性的草地》，把母性（或雌性）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是雌性中原本存在，是与生俱有的）和为主义理想的牺牲融混起来。主义理想成为雄性体，与原始的雌性牺牲的自然品质产生结合。代表这个主义理想的是指导员叔叔（政党政权的代表）以及红马《她们崇高爱情的客体）。但我最终寻求的是雌性粉碎这个结合，击毙红马，背叛叔叔，回归自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不止以上那几对雌雄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与畜之间，人与荒野之间，都有类似的相互吸引、相互折磨、相互钟情和敌视的关系。比如，那些女孩子们用自己洗身体的水去喂自己的坐骑，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个细节时，立刻认识到这里面的性意识。雌性以自己独特的、个性的体嗅来软化一匹比她们高大有力多倍的马，这里体现女性的温柔的征服性和占有欲，从而使人和畜逾越他们类属的鸿沟，产生一种近乎性感的感觉。

　　我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把爱情和性爱看成不同的两个东西。因为我发现在我写“爱情”时，比如克里斯以心灵恋爱扶桑时，他并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在扶桑把自己的身体无限慷慨地布施给一切男性时，克里斯与她保持的心理距离显得尤其可贵。而克里斯占有扶桑的肉体时，恰是他从爱的伤痛中觉醒的时候。相似的，我在《雌》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命运安排：小点儿和骑兵营长的一场暗恋，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但双方对彼此心灵的索取和折磨，使这爱情完全不需要肉体的参与，因此这爱情刻骨铭心却毫无出路。现在来回顾我自己的作品，我想当时在我的潜意识中对这样的爱情是向往的，又是批判的。这两年读Freud悟到：由美德、良知、理想而组成的超自我，往往代表牺牲，也就是死亡本能。那样纯粹的、不掺欲念的爱情，也只能在死亡中得到实现，得到安慰。因为爱情在这里与爱的对象已没有关系，主要是在爱“爱情”这个概念。这大概是我批判的。

　　在我其他作品中，我想我也在作类似探究：看看爱情究竟是不是存在，爱情是不是人本性中的东西。我是指古典的，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我常常感到我小说中的人物发展到结局使我感到意外。在我们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似乎没有这样的爱情，超越性欲的，凌驾于性爱之上的，高于一切的爱情。就像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学派所说：任何一对人的关系，若不是建立在相互的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上，是会很快被社会淘汰的。男女关系也逃不出这逻辑。假定这个心理学派是对的，那我们为二十世纪文学（尤其60年代后）中的爱情空白找到了答案：男女间的关系是相互榨取利益，相互开发资源的关系。像我写的《红罗裙》，一切能发展成爱情（哪怕是禁忌中的爱情）的因素最终都泯灭了，只剩下老男人和女主人公那办公似的房事。“性”在这时刻像吃饭、喝水、排泄一样，自然而无所意识。性被抽去了一切对理想的向往是如此无奈、不美、无价值，而在此同时，卡罗斯断裂的钢琴声渗进来，进入了女主人公的知觉和记忆。现在想来，我下意识地为这赤裸无味的性关系增添一线来自审美的光色，使之突然失去麻木，突然出现一阵疼痛。这疼痛便是：人知道这世上存在着爱情，而爱情是遥不可及的。

　　我认为能写好性爱的作家所写的爱情是最具深度、力度的。这样的作家是最懂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我早就立下志愿要写一部爱情小说，以最不保守、最无偏见的态度去写。我所说的保守，是固守古典浪漫爱情的写作法则。我想这样的法则在我内心仍占相当大的位置。

　　《人寰》这个作品在开始写作时是不保守的，可我感到读者可能会把小说中的“我”和我联系起来，所以做了些割舍。不然，它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一个女人对一个心理医生讲自己的感情史和心灵史，应该更坦诚些。所以我意识到，即使有艺术形式的保护，艺术家做到坦诚也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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