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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的谜语(2)

我知道他在问我，却没搭理他。有人回答他：“还有一分钟……” 　　另一个人马上说：“你表快了，还有两分钟。” 　　老薛果断地说：“走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的节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无人色地傻笑着，被大家拥上大轿车，似乎最后这份节制几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这份不着边际的恩宠是敬业一生的他无力承受的。他上车后挨到车最后一排，挨着坐下来，傻笑始终在嘴角和门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终不改。别人替他把所有赢来的硬币兑换了，换成几张钞票。变成钞票你意识到这份赢其实很菲薄。有几个人说：“请客请客老薛发财了！” 　　老薛满口应允，说：“成啊，钱你们先揣着，付完饭钱有剩再还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开了二十来口人的饭。饭后也就剩了几个角子。老薛那么伤元气地赌一场还是维持个不盈不亏。 　　我才发现老薛其实是这个群体里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 　　也就是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老薛告诉我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住得离我不远。我奇怪他从何知道我住哪里。老薛马上读懂我脑子里的狐疑，说：“听你跟司机唠嗑，你告诉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纸掏出，递到我手里。三天里他大概一直埋伏着要给我这一纸地址。 　　又过了几个月。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跨度了，用我的时间换算单位：又陪各种代表团去了四回拉斯维加斯；或者，又挣扎出三个短篇小说来。老薛的女儿忽然跑到我家来“认认门儿”。她说她去“尼蒙马克斯”买东西，路过我们这个邻里，忽然想到她父亲给过她一张我的地址。我当时随手写了我的地址给老薛，因为在美国住了十来年，没有一个人按我留的地址找回来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里呆一阵，呆到临时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们扔掉。我从来、从来没想到要寻着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纸潦草地址去“认认门”。 　　老薛的女儿倒是个可爱人物。她叫薛艾丽丝（我不计较她隐瞒她的中国名字），三十四五岁，或更年长些。更年长些，十分钟后我判断。她有着挺古典的脸和气质，一边侧面非常美丽，另一边挺平庸。还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间于调侃和调情之间的“东北二人转”话音。上来就没什么生疏感。在美国这种半熟人是最正常的关系，也最令人舒适。 　　她说：“我爸说你给他买去疼片，都大半夜了。” 　　我说：“我包里正好有。赌场里容易犯头痛。” 　　“我爸对你印象特好！” 　　我当真一臊。早知道该对老薛好好些。我问艾丽丝，老薛随代表团考察得可还成功，回国后可还硬朗。艾丽丝说，老薛没有随考察团回国，留下了。她口气轻淡、平常，使老薛这个不太平常的变迁平常起来了。我客气一句“有空带你爸来玩”。但我知道我肯定会为这句话后悔。 　　艾丽丝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来才离开。她忽然在出门时问我：“我爸那次去拉斯维加斯赢了还是输了？” 　　“好像赢了吧。” 　　“真赢了？” 　　“好像是。也没赢多少，还把赢的那点钱都请他们代表团的人吃馆子了。……” 　　她肯定还想问我什么，却明显多了一个心眼子，不问了。这句话很可能是她造访的核心。 　　薛艾丽丝后来跟我全熟了，才把那句话问出来：“我爸那回没向你借钱吧？” 　　我说：“没有啊。”尽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头次上我家来认门儿就这样问我，我是不用撒谎的。而她把提问延迟了一年，我已经不得不骗她。因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证过决不向艾丽丝说起他向我借钱的事。 　　和艾丽丝认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着她寄的请柬去她家参加聚会，老薛也在那儿，跟着艾丽丝四岁的女儿从一个屋跑到另一个屋。那是赌场阔别后我头次见他。他像是见了乡亲一样直穿过一屋子客人上来跟我打招呼。屋是所豪华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规格在楼下大厅和公共走廊挂了雷诺阿、德加、米罗等人的印刷品。我到达时已快八点，比美国所谓的“社交性迟到”和“时尚性迟到”都迟了半小时了。我的手在皮包里翻找多遍，却仍找不到艾丽丝的门牌号，只好到门卫那儿去查住户名单。查遍了也是没有“薛艾丽丝”的名字。老门卫坚决地说没有这个女人的。幸而我这时找到了门牌号，立即拿它去驳斥老门卫，他还不放我，去和住户名单上同一号码对号，说：“户主不叫艾丽丝薛！” 　　“那叫什么？” 　　“叫什么不关你事。” 　　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去另一处被聘做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间卧室，巨大的凉台和客厅，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很轻松，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还有点遗憾，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暇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老薛算幸运，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罗嗦，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我忙说没了。我家样样东西都欠点修理，但老薛肯定不是专程来让我给他派活的。 　　“你别客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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