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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第18章

  赵平平说我傻,这不是第一次了,可以前我都没放在心上想过。女人的话你不能认真,女孩的话就更不能认真。她的心就那么宽,视野也就那么宽,能把鼻子前那点东西看清楚就不错了,就像你不能要求一个高度近视的人一览众山小。我体谅她,也就原谅了她。我不可能跟一个出门一定要描眉搽粉的女人去谈什么天下国家的事情,哪怕她也是学历史的。因此,当她说我傻时,我都不想跟她争辩,不屑于。要说傻,从孔子、屈原到曹雪芹,谁不傻呢?也许赵平平觉得把日子过好了就是人生目标,可我觉得这个目标不能成立;如果能成立,岳飞算什么?还不如秦桧呢。

  可这一次她这么说,虽然也是随口说出来的,却让我感到了触动。既然对世界是如此无力,我为什么不退守个人的生存空间呢?也许,我跟万古千秋有关系,跟天下国家也有关系,但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关系,如果我当它没有,那就没有。可眼前的日子,你当它没有,那还是有。那一寸一寸的鲜活生动,你想躲也躲不开。生活伸出无数双手向你要钱,交按揭、交水费、交电费、交话费,买小菜、买豆腐、买肉、买衣服、买手纸……你往哪里躲?明年打算要孩子了,赵平平要我准备三万块钱,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呢!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市场之中,一个人的世俗化是多么合情合理啊。

  如果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我就把很多想法放下来了。什么意义啊、责任啊、天下千秋啊,都与我无关,盯紧眼下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样看来,街边卖大饼的大叔是幸福的,把大饼卖出去就是意义;扫街的阿姨也是幸福的,把这条街扫净了就是责任。我把课上好,把工资领回来,既是意义,又是责任。也许我唯一的痛苦,就是要对学生讲更深的意义,更大的责任。如果我不想当个骗子,我得承认这种意义和责任的真实存在,何况我也感到了这种真实存在。这既是意义的渴望,也是内心的真实。以生存的理由把这种渴望和真实扼杀掉了,那我就对不起司马迁,对不起曹雪芹,对不起无数在某个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坚守者。

  这些想法我都没有跟赵平平说,说了她会笑我自寻烦恼。她体验到的真实和我是不一样的。可我又不能当鸵鸟,把头埋进沙滩。你刚埋进去,银行提醒按揭的信息就来了,你说自己在考虑天下大事,需要缓交,那可能吗?于是赵平平的真实也就是我的真实。我不能骗自己,也没法骗自己。这样想起来,曹雪芹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字字看来皆是血,那真的字字是血,血,血,血啊血。

  也许我真的应该用赵平平那样的眼光去看世界,那没有什么不对。可我不能。这一点都不是矫情,也不是虚伪,一个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矫情和虚伪。但是我一点展开的空间都没有,而现实生活对我却是步步紧逼。三万块钱还没着落,还有太多的事要钱去打发,这让我有很强的挫败感。犹豫了几天我决定暂时向生活妥协,也只能妥协。自我生存这么现实,现实到像阳台的棱角,坚硬、冰冷、粗糙,我没有办法设想它的温和柔软。我就生活在这里,在当下,而不是别处。我把这种妥协当作潜伏,关云长在曹营还隐忍潜伏了那么久呢。有朝一日我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样想着,我又怀疑自己是在欺骗自己,给自己的自尊心找台阶。有朝一日,我真的不敢说,它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想着我调整了自己的生活。学生宿舍我原来每个星期都会去的,没事也去,跟学生说说话,有时到食堂楼上的餐厅小聚一下。我的想法,自己影响几个人还是可能的。我希望他们对专业有一种信念,对公正也有起码的信念。如果一个文科大学生都没有这点信念,那又还能指望谁能有这点信念?我跟他们提及最多的人就是司马迁,有时背诵《报任安书》中的几段话,似乎是随口而出的,却是我的精心安排。有一次我说到司马迁虽遭腐刑,“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纵使如此而不移其志,“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个学生听了都很动容,说:“聂老师,想不到几千年前会有这样伟大的人。”我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因为他是人。”

  过几天有个男生写了读这篇文章的心得给我看,这让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我很想他们能跟自己一样,对司马迁这样的人有一种崇拜,不但把他当作学业导师,也当作精神导师。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如果这点崇拜都没有,那他这一生都不可能有最起码的信念。可有时我又非常怀疑这种努力,如果连我自己都要被市场裹挟着走,又怎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呢?

  好几个星期我没有去找学生。有几个学生试探着发信息来询问我是否很忙,我就回信息问他们有什么事。这让我有点愧疚,有点不安,一瞬间也就过去了。别的班导师曾对我说,评补助这么一点工作量,自己怎么能投入那么多?以前我觉得一个老师不应该这么想,现在感到这么想也能理解。这是市场时代的思维方式,做什么事都要算一算投入和产出,算一算性价比。我理解了别人,就解放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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