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120)_阎真

一二〇

　　▼七十二

　　第二天上午我问张小禾：“你昨天晚上出去了没有？”

　　她说：“就自己呆在家里。本来想看《末代儿女情》，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前天睡得太晚了。”

　　我以为她会抱怨我让她久等，可她并不抱怨，我心中反而空荡荡的若有所失。我又趁机解释说：“其实我前天晚上也是自己呆在家里，一下也没出去，孙则虎那里也没去。”

　　她说：“我知道，我傻是傻一点，那么傻也不至于。”

　　我笑了说：“你算是个精怪，谁说你傻？”

　　她说：“我要是精怪就好了，也不至于被别人，你们哄得一愣一愣的。”

　　我知道“别人”是指那个人，她脱口说出来了。我说：“我可没哄过你，我要想哄你说不定早哄出点什么结果来了。”

　　她说：“你昨天还哄了还说不哄，我是傻瓜！”

　　我说：“傻瓜是天下最幸福的，信不？”

　　她说：“又哄人，不信！”

　　我笑了说：“傻瓜！”

　　我觉得后脑勺隐隐有点痛，摸一摸肿了一点，就叫她看看。她从床上站起来，叫我转过椅子脑勺对着窗子就着亮，看一看说：“呀呀，都肿起来了。怎么会碰到这里？”

　　我说：“剃头的时候被孙则虎推子推了一下。”

　　她找来一点紫药水说：“给你涂点，快两年了，不知还有效没有？”

　　我说：“有了红药水还有紫药水！”

　　她说：“小痛就自己治，不找医生。”

　　我说：“涂得后面一片紫，怎么出去？”

　　她说：“生怕影响了自己的形象，要发炎了才舒服些！”

　　她叫我把头低了，自己弯了腰棉签蘸了紫药水给我涂上。我说：“一个涂在尾巴上，一个涂在脑袋上，都是长了毛的地方。你干脆再抓把花生给我。”

　　她跺着脚笑，紫药水溅了几滴在我身上。她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件宽松毛背心，我眼睛往上一轮，无意中从领口看见她胸脯白生生浑圆的轮廓，中间那棕红的一点也看清了，心里一颤，一股凉气从脚底涌到头顶。她一点没察觉，只问我痛不痛。我含糊应着，眼睛想再翻上去看清楚些，却怎么也翻不上去，好象有什么力量把我的视线拉直了似的，勾勾的只盯着地上。两只手抱了头不敢松开，怕控制不住就伸了过去。她叫我把手让开，我仍抱着不动，她又叫一声，用手碰我手一下。我把双手移下来，马上又伸进裤口袋去，似乎这样双手就被关了禁闭。她涂了药站直身子，我松了一口气，浑身燥热，站起来用手背擦擦额上的汗。她说：“很痛吗？”

　　我说：“不痛，不痛。”

　　跑到自己房里把西装脱了，又到水房用冷水冲了脸和前面的头发。回到她房里，心中平静了些。她什么也没察觉，只怪我怎么敢用冷水冲头发，又拿毛巾给我擦干。我说：“好危险啊，差一点就出事了！”

　　她说：“推子再扎深一点伤了神经就不得了，就出大事了。”

　　我说：“有时候出事不出事只差比纸还薄的那么一点点。”

　　她说：“不知道伤着的地方有神经没有，可能真的只差一点点，看样子还没关系。”

　　我说：“没出事就没关系，出了事还不知后果会如何。”

　　她说：“那又不至于就那么严重，过几天就好了。”

　　我说：“过几天就好了，有那么简单的事！说不定过好多年还有后遗症呢。”

　　她说：“有那么严重？别自己吓自己！”

　　我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都是我自己吓自己想着有多么严重，其实那么着了又怎么着。”

　　我说了直笑。她说：“神经兮兮地笑什么！”

　　又说：“孙则虎这么粗心，大家的头都是剪来剪去的，没听说过谁把推子扎到谁的肉里面去了。”

　　我说：“我这头两年多没上过理发店了，都是朋友剪的，也过来了。不过昨天怪我自己，不怪他，我一急起来就忘记在剃头了。”

　　她询问着望了我，我就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她听了王七王八的话笑得在我身上扑打，说：“这么坏的人！”

　　又说：“你太冲动了，会吃亏的。”

　　我说：“那可不是，一下就开罪了几个人。”

　　她说：“看不出你挺爱国的啊。”

　　我说：“你是不是讽刺我？”

　　她说：“不是，真的不是，其实我心里也是这样。”

　　我说：“不是讽刺就算了，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其实我没有必要在你面前表白什么，说真的爱国对我来说是一种本能的感情选择，就象爱自己的亲人，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要讲道理就是我在那里生活了这三十年，我不能说这三十年对我根本不存在。这在我此生已别无选择。在出国之前我没有强烈意识到这一点，可现在已经变为了做人的起码原则了。也许有人把爱国当作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本能是我自己内心的需要。我爱国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心灵还有一个支点，我不爱国我是谁？那我也是王八了！到了这边我才体会了爱国不是超越人的自身需要而存在的感情，正因为如此爱国对我来说永远不是一种姿态一种负担。也许有一天我会得到加拿大护照，但我这一辈子还能在心灵上成为一个加拿大人吗？”

　　张小禾很认真点头说：“是的，是的，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想。”

　　我说：“我不是一个不自私的人，要我为了什么牺牲自己一点什么，也没那么容易。可是为了这种心理需要，我可以作出最大的牺牲。这当然是表达一种感情，其实我又不是一个人物，肩上并没承担什么。但至少我怎不能说中国和加拿大比球赛，我去为加拿大呐喊，我在心里有障碍喊不出来。有一天我儿子在加拿大长大了，他要为加拿大呐喊，那是他的事我不反对。话又说回来，有几个人要那样，他有他的自由，我也不管不着是不是？我了犯不着生气是不是？我一看王八那骚劲，心里一冲就忘记了。”

　　她说：“在多大餐厅里，有几个同胞在洋同学面前，经常把自己的国家当个笑话讲，我原来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听不下去就再不到那边去了。无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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