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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节，他回家和父母团圆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到妹妹白杨
住的公寓里去找她。妹妹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一同演过电影《故宫新怨》的演
员刘莉影住在一起。刘是东北人，这天她们的房里聚集了八九个人，多是东北的流
亡青年。“九一八”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爱国的知识青年们不甘当亡国奴，纷
纷来到北平或各地，过起流亡生活。这天使我这个闭塞的、少与外界接触的“家庭
妇女”大开眼界。他们悄声地唱救亡歌曲，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
大家落泪纷纷。我在一旁也哭了。他们还热烈谈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反对
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我傻头傻脑地呆坐在一旁，看着烛火闪闪，杯盘
交错，看着一张张年轻英俊的脸上，闪烁着激动的红光，我似乎有些麻木的心，蓦
然被掀动了！仿佛一个美丽动人的梦境氤氲在我的周围。我快活，又有些悲伤。因
为我常看报，我也在为祖国的危亡担心，但我只是心里有这么点意思。和他，我们 沉湎在家庭的温情中，从不谈国家大事。
这个夜晚，在爆竹的噼啪声中，我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了我终身走向的极
有意义的年。刘莉影向我讲解苏联和苏联妇女的解放生活，陆万美、张子杰，还有
许多人（如后来成为烈士的许晴）都先后向我讲解必须抵抗日本的道理，接着就介
绍我该读些什么书，并有人给我列出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名。我不知为什么，心头
竟是那样的喜悦、兴奋，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人，可是却像遇到了熟悉的朋友，
我在妹妹和刘莉影的公寓里，和这些朋友一起玩了一个通宵，也谈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陆万美（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当时正在北平法学院
读书）果然给我送了书来。三天后我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一头倒在床上，竟那 么着迷地津津有味地读起那些枯燥的谈论革命道理的书籍来。
过了年十多天后，他从家中回来了，见我正手捧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书在读，他奇怪地瞪视着我，好像我是个不认识的人，半天才说：
“你怎么看起这些书来了？这书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已记不清当时怎么回答他的，但我神采飞扬，精神奕奕，过了半天，自得地 回敬他：
“这些书读不得么？……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他愣住了，似乎一缕愁容（也许是怒容）浮上他的嘴角。
从此，我常常去找那些朋友，常常借来各种书阅读。大部头的《资本论》、
《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之贫困》、《马克思传》等我都借来了，我如饥似渴地
读着，虽然许多地方全不懂，可不懂也啃。接着我又读起苏联小说，《铁流》、
《毁灭》、《士敏土》、高尔基的《母亲》和他的三部曲等等。这些对于革命者的
形象的描绘，这些饱含着人生哲理和理想的启迪，使我的眼睛明亮了，心头升腾起
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过去由于生活的坎坷，社会的黑暗，我曾经向往过死，我悲
观厌世。和他一起生活，稍稍抚慰了受伤的心，然而我仍然沉默寡言，很少欢愉之
色。读了这些书，交了这些进步朋友后，我变了，他在家时，常常惊异地望着我， 像看个陌生人，多次诘问我：
“默，你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有什么喜事叫你成天这么高 兴？”
我摇晃着脑袋，笑嘻嘻地回答：
“我是有大喜事！因为我懂得了人生……”
“懂得了人生？就是你读的那些书，叫你懂得了人生？你是在做庄周的蝴蝶梦？ 还是拿到了唐·吉诃德的长矛？”
他的讥讽使我恼火，他的态度使我觉得他越来越不理解我。1933年北平的白色 恐怖异常严重，后来他甚至忧虑地警告我说：
“你不怕么？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戴，要杀头的呀！”
我——初生的犊儿不怕虎，他说这些更加惹恼了我，我回敬他：
“我不怕，谁像你胆小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