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第一次下乡(5)

第一次下乡(5)

　　五　整队回京

　　我们原定下乡三个月，后来减缩成两个月。

　　阳历年底，村上开始过节。我们不好意思分享老乡们过节的饭食，所以买了两只鸡。两瓶酒送给厨房。我又一次做送礼的“友好使者”，向他们致谢意。那个村子出厨师，专给人家办酒席。他们平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回厨房宰了猪，又加上两只鸡，就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转着切成薄薄的一长条，卷上仍是正方形，炖得稀烂，人口消融。我们连日吃白面馒头和花卷，都是难得的细粮，我们理应回避。这或许也是促成我们早归的原因吧？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

　　我们回京之前，得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意见多半是芝麻绿豆，例如说我不懂民间语言等等，我不甚在意，听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话是我最得意的：队长评语中说我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一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过是“婆婆妈妈”而已，并未能与农民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成一片。他的话也许完全正确。我理论水平低，不会和他理论。但是队长并未取消他的评语。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算是满足了。

　　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唯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我同炕有个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边没别人，她就和我说“悄悄话”。第一次的“悄悄话”是她对我说的。她凑近我低声问：

　　“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我说：“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啊！”

　　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情。以后，见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虽然我们说“悄悄话”的机会不多。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记得曾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村里和我友情较深的是“蒙娜·丽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辞行。“蒙娜·丽莎”搀着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着大芝子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大芝子学舌说：“想着我们哪！”我至今想着他们，还连带想到一个不知谁家的小芝子。

　　总结完毕，我们山村的小队和稻米之乡的小队一起结队回北京，我和许多同伙挤在一个拖厢里。我们不能像沙丁鱼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直立，因为车顶太低，屈的不能伸腰，因为挤得太紧。我坐在一条长凳尽头，身上压满了同伴的大包小包，两腿渐渐发麻，先是像针戳，后来感觉全无，好像两条腿都没有了。全伙挤上车不是容易，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安抵北京。我们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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