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第一次下乡(3)

第一次下乡(3)

　　三　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农村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认识了一个个老大爷、老大妈、小伙子、大姑娘、小姑娘，他们不复是抽象的“农民阶级”。他们个个不同，就像“知识分子”一样的个个不同。

　　一位大妈见了我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我仔细看看她的脸。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我说：

　　“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儿回去。”她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

　　有个装模作样的王嫂，她是村上的异姓，好像人缘并不好。听说她是中农，原先夫妇俩干活很欢，成立了公社就专会磨洋工，专爱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秆儿还没分发到户，嚷嚷说：“你们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惯冷水洗手！”我是惯用冷水洗手的，没料到农村妇女竟那么娇。

　　我们分队下乡之前，曾在区人民公社胡乱住过一宵。我们清出一间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农民公费医疗证。因为领导人认为这事难行，农民谁个不带三分病，有了公费医疗，大家不干活，尽去瞧病了。这件事空许过愿，又取消了。我们入村后第一次开会，就是通知目前还不行公费医疗。我们下乡的一伙都受到嘱咐，注意农民的反映，向上汇报。可是开会时群众哑默悄静，一个个呆着脸不吭一声。我一次中午在打麦场上靠着窝棚打盹儿，我女伴不在旁。有个苍白脸的中年妇女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就闲聊攀话。她自说是寡妇，有个十六岁的儿子。她说话斯文得出会意外。她叹息说：“朝令夕改的！”（她指公费医疗吧？）“我对孩子说，你可别傻，什么‘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风一吹，还不病了！病了你可怎么办？”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场上跑来，那苍白脸的寡妇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妈，说的话很像我们所谓“怪话”。她大谈“人民公社好”，她说：

　　“反正就是好哙！你说这把茶壶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说这条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现在不搬呢，好，我就给你看着呗。”

　　没人驳斥他，也没人附和。我无从知道别人对这话的意见。

　　有个三十来岁的大嫂请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说：“咳，家里来了客，要摊张饼请请人也不能够。”她家的糊窗纸都破了，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她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满的。

　　有个老大妈初次见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攒着我的手，一手在我脸上摩挲。十几天后又遇见我，又照样摩挲着我的脸，笑着惋叹说：“来了没十多天吧？已经没原先那么光了。”我不知她是“没心没肺”，还是很有心眼儿。

　　我们所见的“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厨房里有亲兄弟俩和他相貌有相似处，大概和他是叔伯兄弟。那亲兄弟俩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个管厨房，一个管食堂。我上食堂往往比别人早。一次我看见管食堂的一手按着个碟子，一手拿着个瓶子在碟子上很轻巧地一转。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很得意，变戏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他说：“淋上些香油，给你们换换口味。”这显然是专给我们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觉得他不仅是孝顺的厨子，还有点慈母行径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着院子里圈着的几头大猪，低声对我说：“这原先都是我们家的。”

　　“现在呢？”

　　他仍是低声：“归公社了——她们妯娌俩当饲养员。”

　　这是他对我说的“悄悄话”吧？我没说什么。我了解他的心情。

　　食堂邻近的大妈请我们去看她养的小猪。母猪小猪就养在堂屋里，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干净，黑亮黑亮的毛，没一点垢污。母猪一躺下，一群猪仔子就直奔妈妈怀里，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粮。大妈说。猪仔子从小就占定自己的“饭碗儿”，从不更换。我才知道猪可以很干净，而且是很聪明的家畜。

　　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

　　“蒙娜·丽莎”的爸爸，和管厨房、食堂的两兄弟大概是贫穷的远房兄弟。他家住两间小土屋。“蒙娜·丽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几个年龄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并不像什么“蒙娜·丽莎”。她梳一条长辫子，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花布棉袄，干活儿的时候脱去棉袄，只穿一件单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这样。她的爸爸比较矮小，伛着背老是干咳嗽。据他告诉我：一次“毛主席派来的学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让给学生，自己睡在靠边的冷炕上，从此得了这个咳嗽病。我把带下乡的鱼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营养不良，那两瓶丸药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大儿子新近应兵役入伍了，家里还有个美丽的小女儿叫“大芝子”，“蒙娜·丽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很坚决地声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来。”她那位带病的父亲告诉我：他当初苦苦思念儿子，直放心不下；后来他到部队去探亲一次，受到军官们热情招待，又看到儿子在部队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实了。

　　“大芝子”才八岁左右，比她姐姐长得姣好，皮肤白嫩，双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乌黑乌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脑门子上破了个相当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见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带下乡的医药品，给她洗伤、敷药，包上纱布。我才知道他们家连一块裹伤的破布条儿都没有。“蒙娜·丽莎”对我说：“不怕的，我们家孩子是摔跌惯了的，皮肉破了肿都不肿，一下子就长好。”大芝子的伤处果然很快就长好了，没留下疤痕。我后来发现，农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伤都愈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也许因为农村的空气特别清新，我国农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个纤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净可爱。她不过六七岁。我问她名字，她说叫“小芝子”。我拉着她们手问她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么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这个“包打听”，认真“打听”也打听不出她是谁来，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

　　大批萝卜急需入窖的时候，我们分在稻米之乡的分队也请来帮忙了。萝卜刚出土，带着一层泥，我们冻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觉寒冷。那个分队里一个较年轻的同伙瞧我和老乡们比较熟，建议我去向他们借只脸盆，讨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见个老大爷，就问他借脸盆洗手。他不慌不忙，开了锁，带我进屋去。原来是一间宽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房里的家具都整齐。他拿出一只簇新的白底子红花的鼓墩式大脸盆，给我舀了半盆凉水。我正要端出门，他说：“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为我兑上热水。我把冻手握在热水里，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块雪白的香皂，一条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脏了他的香皂，只摸了两下；又怕擦脏了他的毛巾，乘他为我泼水，把没洗干净的湿手偷偷儿在自己罩衣上抹个半干，才象征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给舀了半盆冷水，让我端给大伙儿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动，或一路上泼泼洒洒吧？十几双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为泼掉的那大半盆热水可惜，只是没敢说。大家洗完了我送还面盆，盆底尽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标识着上一代的贫富；当前的贫富全看家里的劳动力。副队长“大个儿”家里劳动力多，生活就富裕，老乡们对他都很服帖。正队长家是新盖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说到他，语气还带些轻鄙。他提倡节制生育，以身作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村里人称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么“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让我问，过后才讲给我听。我只在大会上听过他做报告，平时从不见面。大跃进后期，我们得了一个新任务：向村民讲解《农村十条》。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传达。关于政策多少年不变以及自留地等问题，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们打听，听了还不敢相信。我很惊奇，怎么生产队长迟迟不传达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色的。她又要带头劳动，又要做动员报告，又要开会，又要传达，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于不识字。她说，所有的事都得装在脑袋里。我和女伴儿的居住问题，当然也装在她的脑袋里。我们每次搬个住处，总是她及时想到，还亲自帮着我们搬。我女伴的铺盖很大，她自己不会打；我力气小，使足了劲也捆不紧。如果搬得匆忙，我连自己的小铺盖也捆不上了。肖桂兰看我们搬不动两个铺盖，干脆把一个大的掮在肩上，一个小的夹在腋下，在前领路，健步如飞。我拿着些小件东西跟在后面还直怕赶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肖桂兰直爽真挚，很可爱。她讲自己小时候曾贩卖布匹等必需品给解放军，经常把钱塞在炕洞里。一次客来，她烧热了炕，忘了藏着的钱；等她想到，纸币已烧成灰。她老实承认自己“阶级意识”不强，镇压地主时她吓得发抖，直往远处躲，看都不敢看。当了支书，日夜忙碌，自己笑说：“我图个啥呀？”她正是荧屏上表扬的“默默奉献”者。她大约“默默奉献”了整一辈子，没受过表扬。

　　村上还有个“挂过彩”的退伍军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个官衔。他生活最受照顾，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儿很和气，我曾几次到过他家。这位军人如果会吹吹牛，准可以当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儿一样天真朴质，问他过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挤牙膏”般挤出一点两点。诱得巧妙，他也会谈得眉飞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离开那个村子一年后，曾寄他一张贺年片。他却回了我一封长信，向我“汇报”村上的情况。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会写信，特地央人代写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肠大，一顿要吃满满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饭不要钱，他的食量不成问题。他专管掏粪，不嫌脏，不嫌累，干完活儿倒头大睡。他是村里最心满意足的人。

　　最不乐意的大约是一个疯婆子。村上那条大街上有一处旁边有口干井，原先是菜窖。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干井，伤了腿。我看见她蓬头垢面，踞坐地上，用双手拿着两块木头代脚走路。两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费力地向前挪动，一面哭喊叫骂。过路的人只作不闻不见。我问：“她骂谁？”人家不答，只说她是疯子。我听来她是在骂领守，不知骂哪一位，还是“海骂”。骂的话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骂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骂着过街一趟，不知她往哪里去，也不知她家在哪里。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