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第一次下乡

第一次下乡(1)

　　一　受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初下乡，同伙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我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撅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十月下旬，我们一伙二十来人下乡去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们还没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反而凭主观改造农村人物呢！

　　据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免于下乡。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眼看年轻同志们“老张”“小王”彼此好亲近，我却总是个尊而不亲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乡当然有些困难。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我们夫妇要下乡自我锻炼，看家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乡比我迟一个月，我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放心不下。我又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可是，解放以前，艰苦的日子也经过些，这类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

　　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两队长带领下乡。我很守规矩，行李只带本人能负担提携的，按照三个月的需要，尽量精选。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较年轻的同伙，掮起铺盖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网袋，奋勇追随；可是没走几步，就落在后面，拼命赶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经不见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见了。找不敢放下铺盖卷，怕不能再举上肩头。独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条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远就看见拐弯处有一所房屋，门口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我那些同伙正在门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后面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们，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们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运，渐渐地都齐集了。

　　那半天我们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队长和公社干部商定如何安插我们。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驻在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驻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我是分在山村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长，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我把她当姊姊看待。队长是一位谦虚谨慎的老党员。当晚我们在公社打开铺盖，胡乱休息一宵，第二天清晨，两队就分赴各自的村庄。“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就是我们一到山村所遇见的。

　　我们那村子很穷，没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片空场。公社办事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没有井栏，井口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了小驴儿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长沟”，那儿有些食用品商店，还有一家饭馆。

　　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每户人家虽各有粮柜，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墙脚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村里人家几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个家族的繁衍，异姓的只三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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