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顺姐的“自由恋爱”(3)

顺姐的“自由恋爱”(3)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诉。我摆出大量事实，都证据确凿，一目了然。摆出了这些事实，道理不讲自明。中级法院驳回大小姐的原诉，判定顺姐的子女没有义务还债；但如果出于友爱，不妨酌量对他们的姐姐给些帮助。

　　我看了中级法院的判决，十分惬意，觉得吐了一口气。可是顺姐并不喜形于色。我后来猜想：顺姐为这事，一定给大小姐罚跪，吃了狠狠的一顿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并不感谢她。他们自愿每月贴大姐一半工资。

　　我设身处地，也能体会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骂顺姐：“我们好好一个家！偏有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贱丫头，眼睛横呀横的，扁着身于挤进我们家来。你算挣气，会生儿子！我妈妈在封建压力下，把你的子女当亲生的一般抚养，你还不心足？财产原该是我的，现在反正大家都没有了，你倒把陈年宿帐记得清楚？”

　　不记得哪个节日，顺姐的儿女到我家来了。我指着顺姐问他们：“她是你们的生身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愕然。他们说不知道。能不知道吗？我不能理解。但他们不知道，顺姐当然不敢自己说啊。

　　顺姐以后曾说，要不是我当面说明，她的子女不会认她做妈。可思顺姐仍然是个“幺幺”。直到文化大革命，顺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给赶回家乡，顺姐的“姐姐”去世，顺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称“妈妈”。不过这是后话了。

　　顺姐日夜劳累，又不得睡觉，腿上屈曲的静脉胀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协和医院理疗，果然有效。顺姐觉得我花了冤钱，重活儿又不是我家给她干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卖命。结果，原来需要的一两个疗程延伸到两三个疗程才见效。我说理疗当和休息结合，她怎么也听不进。

　　接下就来了“文化大革命”。院子里一个“极左大娘”叫顺姐写我的大字报。顺姐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她不能写。她举出种种原因，“极左大娘”也无可奈何。我陪斗给剃了半个光头（所谓阴阳头），“极左大娘”高兴得对我们邻居的阿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子，成了秃瓢儿了！公母俩一对秃瓢儿！”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说：“这个年头儿，谁都不知道自己怎样呢！”顺姐把这话传给我听，安慰我说：“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我常记着她这句话。

　　红卫兵开始只剪短了我的头发。顺姐为我修齐头发，用爽身粉掸去头发楂子，一面在我后颈和肩背上轻轻摩挲，摩挲着自言自语：

　　“‘他’用的就是这种爽身粉呢。蓝腰牌，就是这个牌子呢。”

　　大约她闻到了这种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当时虽然没有心情喜笑，却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从前听她自称“我们是自由恋爱”，觉得滑稽，这时我只有怜悯和同情了。

　　红卫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户都教她控诉她家的大小姐。顺姐事先对我说：“赶下乡去劳动我不怕，我倒是喜欢在地里劳动。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块儿。”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红卫兵去造反，她出来侃侃而谈，把顺姐一把拖下水。结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妈妈，连同顺姐，一齐给赶回家乡。顺姐没有控诉大小姐，也没为自己辩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难免成为牛鬼蛇神，乘早把顺姐的银行存单交还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边，别给家人知道，存单的帐号我已替她记下，存单丢失也不怕，不过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儿子（她儿子忠厚可靠，和顺姐长得最像）。我下干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说“全家都给轰走了”。我和顺姐失去了联系。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个女孩子从我后面窜出来，叫一声“钱姨妈”。我回脸一看，原来是顺姐的小女儿，她毕业后没升学，分配在工厂工作。据说，他们兄妹三况都在工作的单位寄宿。我问起她家的人，说是在乡下。她没给我留个地址就走了。

　　我从干校回京，顺姐的两个女儿忽来看我，流泪说：她们的妈病得要死了，“那个妈妈”已经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时，他们兄妹三个都已结婚。我建议她们姐妹下乡去看看（因为她们比哥哥容易请假），如有可能，把她们的妈接回北京治病。她们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凑了钱（我也搭一份），由她们姐妹买了许多赠送乡村干部的礼品，回乡探母。不久，她们竟把顺姐接了出来。顺姐头发全都灰白了，两目无光，横都不横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车推着到我家。她当着儿女们没多说话。我到她住处去看她，当时家里没别人，经我盘问，才知道她在乡间的详细情况。

　　大小姐一到乡间，就告诉村干部顺姐有很多钱。顺姐只好拿出钱来，盖了一所房子，置买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块地，顺姐下地劳动，养活家里人。没多久，“姐姐”投水自尽了，大小姐逃跑几次，抓回来又溜走，最后她带着女儿跑了，在各地流窜，撩下个儿子给顺姐带。顺姐干惯农活，交了公粮，还有余裕，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她旧病复发，子宫快要脱落，非医治不可。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礼品，她两个女儿也表现特好。虽然从没下过乡，居然下地去劳动。顺姐把房子连同家具半送半卖给生产队，把大小姐的儿子带回北京送还他父亲。村干部出一纸证明，表扬顺姐劳动积极，乐于助人等等。

　　顺姐在乡间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诧怪说：“我们都翻了身，你怎么倒翻下去了呢？”村干部也承认当初把她错划了阶级，因为她并非小老婆，只是个丫头，当地人都知道的。这个地主家有一名轿夫、一名厨子还活着，都可作证。“文革”中，顺姐的大女儿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转业。儿子由同一缘故，未得申请入党。儿女们都要为妈妈要求纠正错划，然后才能把她的户口迁回北京。

　　他们中间有“笔杆子”，写了申请书请我过目。他们笔下的顺姐，简直就是电影里的“白毛女”。顺姐对此没发表意见。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他们为了纠正错划的阶级，在北京原住处的居委和乡村干部两方双管齐下，送了不少“人事”。儿子女儿还特地回乡一次。但事情老拖着。村干部说：“没有问题，只待外调，不过一时还没有机会。”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满口答应，说只需到派出所一谈就妥。我怀疑两方都是受了礼物，空口敷衍。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事情还是拖延着。街道上那位大娘给人揭发了受贿的劣迹；我也看到村里一个不知什么职位的干部写信要这要那。顺姐进医院动了手术，病愈又在我家干活。她白花了两三年来攒下的钱，仍然是个没户口的“黑人”。每逢节日，街道查户口，她只好闻风躲避。她叹气说：“人家过节快活，就我苦，像个没处藏身的逃犯。”

　　那时候我们住一间办公室，顺姐住她儿子家，每天到我家干活，早来晚归。她一天早上跑来，面无人色，好像刚见了讨命鬼似的。原来她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了她家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说，不要紧，北京地方大，不会再碰见。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里，揪住顺姐和她吵闹，怪她卖掉了乡间的房子家具。她自己虽是“黑人”，却毫无顾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顺姐，要找她还帐。派出所就到顺姐儿子家去找她。顺姐是积威之下，见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来不及的机关。可是逼到这个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来自卫了。乡间的房子是她花钱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备的，“老太婆”的遗产她分文未取，因为“剥削来的财物她不要”。顺姐虽然钝口笨舌，只为理直气壮，说话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对质，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顺姐转祸为福，“黑人”从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于恢复户籍了。反正她在我们家，足有粮食可吃。到“四人帮”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复户籍，她错划的阶级，那时候也无所谓了。

　　我们搬入新居，她来同住，无忧无虑，大大发福起来，人人见了她就说她“又胖了”。我说：“顺姐，你得减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说：“不行呢，我是饿怕了的，我得吃饱呢！”

　　顺姐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诉我，她随母逃荒出来，曾在别人家当丫头，可是她都不乐意，她最喜欢这个地主家，因为那里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伙的丫头每逢过节，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饱，睡觉醒来还晕头晕脑，一身酒气，不免讨打，可是她很乐。

　　原来她就是为贪图这点“享受”，“自由恋爱”了。从此她丧失了小丫头所享受的那点子快活自在，成了“幺幺”。她说自己“觉悟了”，确也是真情。

　　她没享受到什么，身体已坏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连天不想吃东西。我急了。我说：“顺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么？”

　　她认真想了一下，说：“我想吃个‘那交’（辣椒）呢。”

　　“生的？还是干的？”

　　“北阳台上，泡菜坛子里的。”

　　我去捞了一只最长的红辣椒，她全吃下，说舒服了。不过那是暂时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医院。这回是割掉了胆囊。病愈不到两年，曲张的静脉裂口，流了一地血。这时她家境已经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现在她的儿女辈都工作顺利，有的是厂长，有的是经理，还有两个八级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错划；她得到落实政策，飞往国外去了。顺姐现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时过节，总做些我爱吃的菜肴来看望我。称她“顺姐”的，只我一人了。也许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恋爱”；只我一人，领会她“我也觉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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