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记杨必(2)

记杨必(2)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要……，要……，要十八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听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

　　“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在锅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那时候我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头先走。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必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力劝阿必跟随两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以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 er 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一本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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