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闯祸的边缘

闯祸的边缘

　　——旧事拾零

　　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的“孤岛”已经“淹没”——就是说，租界也被日军控制。可是上海的小学校还未受管辖。我当时正在一个半日小学做代课先生；我贪图学校每月给的三斗米，虽然不是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砂混合的米栖强得多。我也贪图上课只下午半天，课卷虽多，我很快就能改完。可是学校在公共租界，很远，我家住法租界。我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兵把守。车上乘客排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我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侥幸没受注意。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桥去，免得一车人下车又上车。不过日本兵上车后，乘客都得站起来。

　　有一次，我站得比别人略晚了些，这也和我不愿鞠躬同一道理。日本兵觉察了，他到我面前，瞧我低头站着，就用食指在我颔下猛一抬。我登时大怒。他还没发话，我倒发话了。我不会骂人，只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

　　日本兵一上车，乘客就停止说话，车上原是静的。可是我这一发作，车上的静默立即升到最高度，地上如有蚂蚁爬，该也能听见声音。我自己知道闯祸了。假如日本人动手打我，我能还手吗？我看见日本兵对我怒目而视。我想，我和他如目光相触，就成了挑战。我怎能和他挑战呢。但事已至此，也不可示弱。我就怒目瞪着前面的车窗。我们这样相持不知多久，一秒钟比一分钟还长。那日本人终于转过身，我听他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出去，瞥见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保持原姿态一动都不动。他一步步走出车厢，一级级走下车，电车又缓缓开动。同车厢的乘客好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地纷纷议论。

　　我旁边的同事吓呆了。她喘了口气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我半晌没有开口，一肚子没好气，恨不能放声大哭；也觉得羞惭；成了众人注目和议论的中心。车又走了好一段路，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侥幸没闯大祸。那日本兵想必不懂什么“岂有此理”，这话实在很书呆子气。不显得凶狠，连我的怒容也不够厉害，只是板着脸罢了。那日本兵也许年纪较小，也许比较老实，一时上不知怎么对付了。可是，我如果明天再碰见他，我就赶紧站起来恭候他吗？不，我明天决不能再乘这辆车，得换一条路线。

　　换一条路线道路较远，下车还得退回半站路，中间还得走过“大世界”一带闲人、坏人丛集的地段。我走过这段路，经常碰到流氓盯梢，得急急往前走，才能脱身。有一次一个流氓盯得很紧，嘴里还风言风语。我急了，干脆停步转身，迎着他当面站定。这流氓大约是专心要找个对象，看了我的嘴脸，显然不是他的对象，就扬长走入人群中去。我只怕流氓不见得个个都这么知趣，还是避开这条远路为妙。

　　我早央求我那位同事注意查车的日本兵换了没有。据她说，好像天天换人。我想，日本兵既没有固定的岗位，我换了路线保不定还会碰到他。可是每天车来车往，他又怎会记得我呢。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假如再相遇，我也不认识他了。我不妨仍走原路。我回复原路线的头几天心上还惴惴不安，只恨乘客不够拥挤。总算不久我教课的小学由日本人接管了，我也就辞职了。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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