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饮茶(21)_杨绛

二一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其实我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搽脂抹粉。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发，各剪个童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簪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形，末了又饶上一个桃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抗议。我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怎么样儿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

　　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我家没有这种忌讳。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我母亲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枌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我猜想三姑母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地给赶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

　　我们孩子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我家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我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有一次，我嘀咕说，三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你倒想想，她，怎么能欺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全听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

　　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热栗子。我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我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们都呆着脸。等两个姑母回房，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不过责备得很温和。她只略吃几颗，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绝没有为三姑母着想。她准觉得吃几颗栗子，我们都联着帮挤她。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我们确是刻薄了，只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就多了这两个姑母。而在她们看来，哥哥的家就是她们自己的家，只觉得这群侄儿女太骄纵，远不像她们自己的童年时候了。

　　二姑母自己会消遣，很自得其乐。她独住一个小院，很清静。她或学字学画，或读诗看小说，或做活儿，或在后园拔草种花。她有方法把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两排，一棵棵都秆儿矮壮，花儿肥厚，颜色各各不同，有洋红、橘黄、苹果绿等等。她是我父亲所谓“最没有烦恼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也不会自己娱乐。有时她爱看个电影，不愿一人出去，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可是只给我们买半票。转眼我十七八岁，都在苏州东吴大学上学了，她还给买半票。大弟长得高，七妹小我五岁，却和我看似双生。这又是三姑母买半票的一个理由，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电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争。我们都窘得很，不愿跟她出去，尤其是我。她又喜欢听说书。我家没人爱“听书”，父亲甚至笑她“低级趣味”。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到家里来说书，并招待亲友听书。有时一两家合请一个说书的，轮流做东。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去听书。有些联合做东的人家并不欢迎她，她也不觉得，或是不理会。她喜欢赶热闹。

　　她好像有很多活动，可是我记不清她做什么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苏州女师任教。一九二九年，苏州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日语，她欣然应聘，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她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在宿舍里。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她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闹得四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也不得安静。寒假前大考的时候，有一晚大雪之后，她叫我带她的小狗出去，给它“把屎”。幸亏我不是个“抱佛脚”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屎”，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两圈，回去老实说小狗没拉屎。三姑母很不满意，忍住了没说我。管女生的舍监是个美国老姑娘，她到学期终了，请我转告三姑母：宿舍里不便养狗。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反正三姑母很恼火，把怨毒都结在我身上，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春季开学不久，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

　　不久学校里出了一件事。大学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领一队学生到黑龙潭（一个风景区）春游，事先千叮万嘱不许下潭游泳，因为水深湍急，非常危险。有个学生偷偷跳下水去，给卷入急湍。老师得知，立即跳下水去营救。据潭边目击的学生说：老师揪住溺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师猛力挣脱溺者，再去捞他，水里出没几回，没有捞到，最后力竭不支，只好挣扎上岸。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师是个很老实的人，他流涕自责没尽责任，在生死关头一刹那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没有舍生忘死。当时舆论认为老师已经尽了责任，即使赔掉性命，也没法救起溺者。校方为这事召开了校务会议，想必是商量怎样向溺者家长交代。参与会议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请她参加了。三姑母在会上却责怪那位老师没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校方把她当自己人，才请她参与会议，商量办法，没要她去苛责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师。

　　她懊悔无及，就想请校委会的人吃一顿饭，大概是表示歉意。她在请客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明天要备一桌酒”，在我家请客；她已约下了客人。一桌酒是好办的，可是招待外宾，我家不够标准。我们的大厅高大，栋梁间的积尘平日打扫不到，后园也不够整洁。幸亏我母亲人缘好，她找到本巷“地头蛇”，立即雇来一群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只半天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后后打扫干净。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对我父母大夸我；回校又对我大夸我家。我觉得他们和三姑母的关系好像由紧张又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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