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饮茶(10)_杨绛

一〇

　　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①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扳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那时的一元银币值 270—290 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惟利是图了。”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母亲对“惟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

　　①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社会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为争夺财产；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诳话。我祖母的丫头嫁一农民，她儿子酒后自称某革命组织的“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半截，里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①

　　①《当代》一九八三年五、六两期刊载了我回忆父亲的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宁夏银川市一位财经部退休干部林壮志同志来信说，他对这件失窃案深知内情。他说我父亲“对案情的分析是正确的，那是一件监守自盗案”。他已写了《五十五年前无锡银行保险库失窃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个世纪前这个疑案之谜”。据说那两个老师傅宣告无罪释放，案子“不了了之”。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做“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面前，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①

　　①承华东师范大学阚绪良同志抄给我看徐铸成先生《报海旧闻》11 页上一段文字：“我那时比较欣赏老圃的短文章，谈的问题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较隽永。”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们发现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将出版《老圃遗文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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