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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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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公司去听训,这是合同规定的。那天早上我对F说:今天回公司,你不去吗?她说:我们要晚半周。因为她比我来得晚,这种解释合情合理。我走到公司的栅栏门外,对传达室说了我的合同号,里面递出一件马甲来,并且说:记着,还回来。那件马甲是黑色的,胸前有个红色的D字。我穿上它走到地下车库里,看到大家三五成群散在整个车库里,都在说这个月里发生的事。我想找那位怀疑主义的学兄,但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听说他已经死掉了。人家把他安置在屠宰厂,让他往传动带上赶猪,他却自己进去了。对于这件事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不小心掉进去的;其二,自己跳进去的;最后,被猪赶进去的。因为屠宰厂里面是全自动化的,所以他就被宰掉了,但是他的骨骼和猪还是很不一样,支解起来的方法也不同,所以终于难倒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导致了停工,但这时他已经不大完整——手脚都被卸掉,混到猪蹄子里了。经大力寻找,找到了一只手两只脚,还有一只手没找到。市府已经提醒市民注意:在超级市场买猪蹄时,务必要仔细看货。还有一个家伙打熬不住,跑去找前妻借钱。前妻报了警,他已经被收押了,听说要重判。除了他们两位,大家都平安。到处都在讨论什么工作好,比方说,在妇女俱乐部的桑那浴室里卖冷饮,每天可以得不少小费,或者看守收费厕所,可以贪污门票钱;什么工作坏,比方说,在火车站当计件的装卸工。我的工作是最坏的一类,所以我对这种谈话没有了兴趣,从人群里走出来,打量时而走过的F们。她们也穿着黑马甲,但是都相当合身,而且马甲下面的白衬衣都那样一尘不染。有时候我站在她要走的路上,她就嫣然一笑,从旁边绕过去——姿仪万方。我虽然不是怀疑主义哲学家,但也有点相信那位死在屠场里的老兄了。后来散会以后,公司留些人个别谈话,谢天谢地,其中没有我。

  我从U·K·使馆偷了一本书,它是我自己写的,书名叫作《我的舅舅》;扉页上写着XX兄惠存,底下署着我自己的名字。很显然,它是我那天晚上题写的几十本书之一,书主把它放在餐桌或者沙发上,我就把它偷走了。按我现在的经济能力,的确买不起什么书,不管它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有没有六折优待。我回家时,F正平躺在床垫上,手里拿着那本书。她把视线从书上移开片刻,说道:你回来了。我没有回答,坐在椅子上脱掉皮鞋,心里想着,无论如何要弄双轻便鞋。后来她说:这书很好看。过了片刻又说:很逗。出于某种积习,我顺嘴答道:谢谢。她就坐了起来,看看那书的封面,说道:这书原来是你写的——真对不起,我看书从来不看书名。这种做法真是气派万千——把世界上所有的书当一本看,而且把所有的作者一笔抹煞。我觉得演员或者时装模特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派,对她的疑心也减少了。那天下午上工之前,我就把卫生间的门装上了。

  以上故事又可以简述如下,F和M被安置在一起,因为她始终保持了风度,还因为M有一位怀疑主义的学兄,所以他对她疑虑重重。后来怀疑主义的学兄死掉了,还因为别的原因,M决定把这些疑虑暂时放到一旁,和她搭伙干些必要的事。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小时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搭过帐蓬,在里面鼓捣半导体。这种事实说明我在工艺方面有些天赋,除此之外,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太老实。所以后来我就从建筑队里偷了油漆、木料、还有建筑材料,把那间房子弄得像了点样子,还做了一张双人床。这个故事和《鲁滨孙飘流记》的某些部分有点雷同,除了那张双人床。

  那张床的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上班我给那位糟蛋师傅上烟时,把整整一盒烟塞到他口袋里,而且说:我要给自己做张床。他说他不管,但是他看到工地上有一捆木檩条。这捆檩条我早就看到了。然后我给了木匠师傅一盒烟,说了我要做床的事,他说他也不管,就去找别人聊大天。然后我打开一盒烟,散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就把那捆檩条拖出来,依次使用电锯、电刨子、开笋机,把檩条做成床的部件,然后打成捆,塞到角落里。我干这件事时,大伙都视而不见。直到干完,才有人对我说:你好像干过木匠活。我告诉他小时候干过,他就说:下回我打家俱找你帮忙。天黑以后,我叫F和我一道来工地把那一捆木头拿了回去,当夜就组装成床架。我不记得鲁滨孙干过这种事。在此之前,我已经把床垫拆开修好了,F还把破的地方补了补丁。我们把床垫从地上抬起来,放在床板上,就完成了整个造床过程。它是一件很像样的家俱,但很难说清它是我自己造的,还是偷来的。初次睡在上面时,我心花怒放。当你很穷时,用上了偷来的东西,实在是很开心的事。临睡时,我甚至一时兴起,给F解开了脖子下面的两个扣子。F依旧很矜持,但是脸也有点红。后来她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躺在我身旁,身上有一副乳罩和一条内裤,都是粉色的。我也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窄窄的溜肩,还有别的地方。F目不邪视,但我看出她在等待我伸手去解开她的内衣。说实在的,我已经伸手准备这样干了,但是我又觉得这粉红色的内衣有点陌生,就顺嘴问了一句。她说是她买的。我问什么时候买的,她说前天。忽然间,我情绪一落千丈,就缩回手去。又过了一会儿,我说:睡吧,就闭上了眼睛。再过了一回,F关上了电灯。我们俩都在黑暗中了。

  怀疑主义的学兄说,公司怕我们对合同反悔,就雇了一大批漂亮小姐,假装待安置人员,用她们来鼓舞我们的士气。假如此说是成立的,那么她们的工作就该只是穿上佩有红色D字的衣服在公司里走走,不会有一个F来到我家里。现在既然有一个F睡在我身边,我应该狐疑尽释,茅塞顿开,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头——她和我好像根本不是一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想再听听那位学兄的高见,可惜他死掉了。我和F睡在一个床上时,就在想这些问题。后来她说:喂。我说:什么?她说:你该不是舍不得钱给我买衣服吧。我说:不是。她说:那我就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她都睡着了,我又把她叫醒,告诉她说:我当然不反对你去买衣服,不过,你那些衣服假如不是买的,而是偷来的,那就更好了。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自己都无法解释。就着窗外的路灯光,我看到F大睁着眼睛在想。忽然她嘿嘿一笑,说道:我明白了。她明白了些什么,我也是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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