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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前面提到李先生说过,取道香港来参加革命工作是个错误,这可不是因为后来龟头血肿起了后悔。起码他没对我说过不革命的话。他说的是不该走香港。在港时他遇上了一伙托派,在一起混了一些时,后来还通信。到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把他揭了出来。

  李先生的托派嘴脸暴露后,我和线条在小礼堂见过他挨打。那一回人家把他的头发剃光,在他头上举行了打大包的比赛,打到兴浓时还说,龟头血肿这回可叫名符其实。线条就在那回爱上了他。二十三年前,线条是个黄毛丫头,连睫毛都发黄,身材很单薄,腰细得几乎可以一把抓,两个小小的乳房,就如花蕾,在胸前时隐时现。现在基本还是这样,所不同的是显得憔悴疲惫。她是我所认识的最疯最胆大的女人,尽管如此,我也没料到她会嫁龟头血肿。

  现在应该说到李先生挨打的情形。那个小礼堂可容四五百人,摆满了板条钉成的持子,我们数十名旁观者,都爬在椅子上看。李先生和参赛选手数人在舞台上,还有人把大灯打开了,说是要造造气氛。李先生刮了个大秃瓢,才显出他的头型古怪:顶上有尖,脑后有反骨,反骨下那条沟相当之深。这种头剃头师傅也不一定能剃好,何况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剃头出身,所以也就是剃个大概,到处是青黑的头发茬。我在乡下,有一回和几个知青偷宰了一口猪,最后就是弄成了这个样子。我和线条赶到时,他头上的包已经不少了,有的青,有的紫,有的破了皮,流出少许血来。但是还没赛出头绪,因为他们不是赛谁打的包大,而是赛谁打出的包圆。李先生头上的包有些是条状,有些是阿米巴状,最好也是椭圆,离决出胜负还差得远。李先生伸着脖子,皱着眉,脸上的表情半似哭,半似笑,半闭着眼,就如老僧入定。好几个人上去试过,他都似浑然不觉。直到那位曾令他龟头血肿的风师傅出场,他才睁开眼来。只见风师傅屈右手中指如风眼状,照他的秃头上就凿,剥剥剥,若干又圆又亮的疙瘩应声而起。李先生不禁朗声赞道:还是这个拳厉害!

  线条后来对我说:那回李先生在台上挨打,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真可爱!对此我倒不意外。李先生那样子,和E.T.差不多。既然有人说E.T.可爱,龟头血肿可爱也不足怪。线条还说,有一种感觉钻进心里来,几乎令她疯狂。她很想奔上前去,把他抱在怀里,用纤纤小手把那些大包抚平。这我也不意外,她经常是疯狂的。真正使人意外的是她居然真的嫁给了龟头血肿。

  我也爱过李先生。在我看来,一个人任凭老大凿栗在头上剥剥地敲,脸不变色眉不皱,乃是英雄行为。何况在此之前,他曾不顾恶名,愤起为自己的龟头论战。虽然想法有点迂,倒也不失为一条好汉。所以当他被关在小黑屋里时,我曾飞檐走壁给他送去了馒头。线条说,要给李先生以鼓励,我也不反对。她给他的条子,都是我送去的。那上面写着:龟头血肿,坚持住!我爱你!我想,哥们儿,你活着不容易。让我婆子爱爱你也无所谓。谁知到后来弄假成真。线条真成了龟头夫人!

  05

  那年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在地上抽了几下就不动了。然后不久,警察来验尸,把贺先生就地剥光。那时我站在人群的前列,脚下如穿了钉鞋,结结实实扎下了根,谁也挤不动。因此我就近目睹了验尸的全过程。等把贺先生验完,他已经硬了,因此剥下的衣服也穿不回去。警察同志们把裤子草草给他套到屁股上,把衣服盖在他身上,就把他搭上了车运走了。验尸中也没发现什么,只发现他屁股上有一片紫印。有位年轻的警察顺嘴说:他死!当时我觉得简直废话。“他”当然死了,你没看见他脑子都出来了吗?然后马上想到这可能是术语。回去一查辞书,果然是的。那位小警察也没什么证据说是他死,只不过那么多人瞪着眼看着,屁股上那么一大片淤伤,又黑又紫,不说点啥不好。最后结论当然是自杀。其实打在屁股上,不伤筋骨不害命,还是相当人道的。后来和贺先生关在一起的刘老先生出来,别人问他是准打的,他也说不太清楚,因为谁想起来都去打两下,只单单把风师傅点了出来,倒不说他打得狠,只说他带黑皮手套,拎根橡皮管子,一边打一边摸,弄得人怪不好意思。

  后来家属据此要告凤师傅,但是刘老先生已经中风死掉了,死无对证。贺先生死的情形就是这样。对此我有一个结论,觉得犯不上和风师傅为难,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个大坏蛋。闹了一回红卫兵,他干这点坏事,不算多。闹纳粹时,德国人杀得犹太几乎灭了种。要照这么算,风师傅只打屁股,还该得颗人道主义的奖章。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也不在贺家大多数人身上。贺老妈妈七十多,又是小脚,只想到告状,不能怪她缺少想象力。贺家大公子五十多岁,也不能怪他没想象力。贺家小公子,和我同年,叫做贺旗。原来在院里生龙活虎,也是一条好汉。我真不知他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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