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的女儿(91)_王海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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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都上大学了。” 　　“真好！你爱人呢？” 　　“也挺好。” 　　该问的都问过了，一时就找不到话说了，毕竟近二十年没有见了。太阳晃得人无法抬眼，我们低着头走，他裸露的左胳膊在我视野里一闪一闪，那条胳膊肌肉毕突油黑锃亮，下端腕上，套一只白金属链的手表，粗表链，大表盘。……身处人声鼎沸的工地头顶九江肆虐的太阳，我知道我们没有可能长谈，心里不由有点急，越急越不知从何谈起。这时，听到他问：　　“你肯定也有孩子了吧？” 　　看来我的情况他也不是都知道。我说：“有了。儿子。不过不如你，才是个小学生。” 　　他没理我后半截话的玩笑，紧接着问：“他是做什么的？”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谁？” 　　“你爱人。”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首先，我还真不知道彭湛算是做什么的，他似乎什么都做，又似乎什么都不做；其次，他不是我的“爱人”。否认吗？势必又要引起一系列相关的问号，那些问号后面是我想都不愿想了的过去。从前，一般情况下，不是迫不得已，这件事我从不主动示人；其中也有虚荣的成分，不管怎么说在世人眼中离婚不是好事，不料在脑子还没决定出最后怎样回答时我的回答已脱口而出了。　　“我离婚了。” 　　也许是无意识是下意识他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的答案倒是现成。以往，不管谁问，我都会连连摆手摇头笑言“性格不合，两路人”。潇洒超脱不在乎无所谓——为了得到点儿同情就把伤口展览给人看，我不干。但这次为什么会这样不同？他那边话音刚落我这边眼泪已奔腾而出，汹涌澎湃止都止不住宛如决了堤的长江水，那所有的潇洒超脱，所有的意志力、自控力突然从我身上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唯有深深地低下头去，低到下巴都快贴上了前胸。周围人来人往，让人看到我这样的失态，算怎么回事？　　不得不承认，从夜间见到他的第一眼起，那些我本以为已封锁心底的青春往事便在瞬间由标本幻化成了活物：那海上的月亮，那蜿蜒的小路，那两个相互关心着的少年男女，不同的只是男孩儿比女孩儿多了一分实际一分成熟。初恋不可忘却的不是初恋的对象，是青春初始时的悸动是对纯洁青春的怀念。所以聪明的人们说永远不要跟你的初恋对象见面，否则，他（她）中年的苍老平庸会把曾经有过的美丽彻底葬送。就好比有一次我重回海岛，当看到曾是麦田玉米地的地方盖起了高楼，曾满是圆润灵动的鹅卵石的海岸为水泥覆盖、线条笔直生硬上面还竖着些粗糙雕塑时，我难过不已痛心不已，下决心不再来了以将看到的忘掉让从前的美好永存。但是，倘若海岛依旧呢？同样，倘若你的初恋对象魅力依旧、甚至是更有魅力了呢？岁月当然在他身上也留下了痕迹，但那痕迹不是苍老平庸而是成熟优秀：阳光下的他一身戎装，身材结实没有赘肉，神情从容坚毅，身后，是他带来的那支素质一流的队伍。　　直觉告诉我，我在他的眼里，似乎也不是前者。　　耳边人声鼎沸，头上如烤如蒸，我感觉到了他的手足无措，从前每当我哭泣时他就是这个样子。才发现不知为什么在他的面前我总是爱哭，从前如此现在也是；我一哭他就慌就手足无措，从前如此现在也是。意识到这点我感到了温暖甚而欢欣，想：都是中年人了，都做到师长了，他还没有变一变吗？　　我看到了他军裤和解放鞋之间露出的一线袜子的浅灰，这大约是他身上唯一属于私人购买的织物了，谁给他买的，她吗？适才回答我有关询问时他说她“也挺好”。　　……我以笔记本遮脸仿佛遮挡太阳般遮住了我不合时空源源不断的泪水，全身心感到了酣畅释放时的轻松。这时，听到有人在喊“报告”，泪水一下子止住，耳朵竖了起来。　　那人的报告内容是请师长速去某某地方。　　“韩琳，我去了？”我听到了姜士安这样说。我用力点了下头。他接着又说，对前来报告的那个人说：“送韩编剧去军分区招待所，要有干部带车！” 　　然后，他走了；然后，我走了；然后，我们在九江再没见面。　　我是在长江九江大堤决口封堵成功后的第三天离开的，走前打了他的手机，电话里他告诉我他们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现已全天二十四小时驻上了长江大堤，严防死守。电话中传来一阵又一阵“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不知是风声还是水声。想起大堤那裸露的赤热随时可能崩塌的脆弱我没有别的话可说。　　“保重！” 　　“好的。” 　　我于离开九江的当晚抵达北京，单位派专人去机场迎接并设宴接风，由领导亲自陪吃陪喝，我成了抗洪英雄。　　我把这次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部话剧，《父与子》，借用了屠格涅夫小说的名字，私心里也是想使话剧能有一点屠氏的优美。话剧里的父亲是退下来的军长，儿子是现任的师长。人常说父子是天生的仇敌，这一点在这一对父子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几乎在任何事上意见相左，唯一一致的地方是，同时深爱着一个女人。这女人是父亲的妻子，儿子的母亲。这母亲就像是我的母亲，通达，睿智，坚强，是这个家庭实质上的核心。后来儿子奉命抗洪，当在电视中看到似是儿子的一个人跳入水中再也没能露面时，母亲心脏病突发致死。为不让在前方的儿子挂牵，老军人将这消息对儿子进行了封锁，儿子每次打电话来问候妈妈、让妈妈接电话，老军人都得使出全部气力说谎搪塞；后来儿子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为不让父亲知道他已知道，每次通话也是用尽了全部力气。父子二人在共同的大目标大背景下同情共苦相互欺瞒相互体贴终使父子情感得到了升华。抗洪背景极端尖锐的环境为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戏因之非常好看非常煽情，惊心动魄感人至深。角色却只有十个，一改以往这类戏所依赖的戏路子，人海战术。戏剧的本质是戏，没有戏的创新，再另类，再先锋，再花哨，也如同一个人只在自己的衣服上下功夫，所有变化，皮毛而已。这十个角色，人人有戏，演员们因之也很满意。演父亲的老演员感慨之余跟年轻演员讲起了“那过去的事情”，说是有一年有一部戏全剧团的人都上去跑龙套，还不够，“我一个人得演八个角儿！八个角儿，换八套衣服，一句词儿没有。我老婆去看戏，看了一晚上，满台找我，找不着……”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来完成一部“抗洪题材”的作品，是因为在这次抗洪中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正是前方后方的情感交织和共同灾难中人们的不同命运。比如我和海辰，比如我和姜士安。我把那所有情感、思索、感受都融到了《父与子》里。演出时，观众们哭了，包括对什么事儿都要说三道四的青年人。于是上上下下都很满意，咣，当年就给我立了个三等功；次年，话剧得奖，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曹禺剧本奖……所有的奖，于是，咣，又给我立了个二等功。　　那天下午，参加完立功授奖大会回来，一颗心总也慌慌地落不到实处。也许是因为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对“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爱和崇敬，这崇敬随着那“功”的与己素无瓜葛而加深。三等功严格说不算是功，它是按比例分配的，每年每个单位都有占比例百分之多少的名额，就是说，你也可能是真行，也可能只是从瘸子里面拔出来的一个瘸得比较轻的瘸子。总之，跟嘉奖表扬差不多性质，拿到外面，没多少权威性。二等以上的功就不一样了，没有名额，只看事儿。比如我们这个系统，原则上规定必得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方可。搞体育的，搞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的，统统都有这种可能；我们就不行了，话剧，别说获奖，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这样的国际奖项。我们单位很多人为此不平，我无所谓，局外人，即使有一天上级对我们单位网开一面，那二等以上的功也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就像英雄、劳模、国家领导人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一样。有一次去一个由转业军人开的餐厅吃饭，进门左墙赫然挂一条幅：军人二等功以上功臣八折优惠。看看，功臣！我哪里有一点点可成为功臣的素质、品性、个性了？却不料有一天这个大馅饼从天而降还就砸在了我的头上，一时间叫我晕头转向，很想找个人说说，痛苦需要释放，幸福也是同样。可是，跟谁说呢？谁能够让我毫无顾忌地释放并会理解并会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我拿起电话本来，依次往下往后翻，想找出一个合适人选。最合适的人选当是我军人出身的父母，父母不在了，连应该寄给他们的立功喜报，组织干事因无处可寄，都干脆给了我；也没有爱人；还不能逮着个人就说，弄得不好报喜不成反倒给人家添了堵。……这么想着，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对父母的怨艾，他们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早为什么就不能多陪女儿一些日子？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擦着眼泪，暗忖，没人分享的幸福有时还真的会变质成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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