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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他们倒不是那种有情调的青年男女，不会浪漫地享受自然，但他们自有从城市里得来的一种闲情逸致方式，那就是说，他们把乡间当成一座大公园。坐在沟边说话，在泛青的麦田间散步，路边有早开的一种黄和紫的花，就采了来束成一小把，未等回到住处，已蔫了。在乡里，他们都已是婚嫁的年龄，却还在做小孩淘气状，乡里人看着，既觉着作态，又觉着新鲜，并不把他们当真。这两人如入无人之境，在开阔的天与地之间，真是有无尽的自由。他们连手都不曾拉过呢!信不信?彼此都还没有生出这种欲望，只是起心底觉得，在一起开心。因为都喜欢对方，也因为知道对方也喜欢自己。他们话那么多，自然要说到为什么不能在一处插队。郁晓秋至今与集体户中的成员还如陌路一般，虽有乡人们对她好，可毕竟隔膜，处境相当孤独。何民伟那边要好一些，是两男两女一个集体户，关系称得上和睦，但也不如和郁晓秋在一起过得来。他们就是在一起过得来，可却不得不在两处，这就要引出何民华来了。何民伟不会说何民华太多的不好，郁晓秋也不便说，至多只能怪她听信谣言，而那所谓的“谣言”，却是两人都不愿点破的，有一种难堪。何民伟只说一句：你一点不像他们说的那样。郁晓秋就说：我听凭他们说去!两人都有些黯然。何民伟走之前，将上海带的吃物全部留给郁晓秋，郁晓秋不要，何民伟就说：我妈妈每月都寄给我包裹和钱。郁晓秋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她是向不能从母亲处得到周济的。何民伟已经把下乡劳动时，送郁晓秋那包鸡仔饼的来由说给她听了，他没有隐瞒对她母亲的不满，这是他向郁晓秋表达同情时带出来的。这个女演员留给他古怪的印象，有一种晦暗的气息，这是来自不为他所理解的生活，说起来最与他无关，可是最后却致命地扭转了他们的关系，改变两个人的生活。

　　然而，就是这个连郁晓秋自己，有时候也会怀疑，对孩子有没有关爱的母亲，下一个春节还未来临，她就来捞郁晓秋回上海了。她很有法道地，为郁晓秋造了一份病历，证明她患有肾盂肾炎——这病名郁晓秋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凭了这病历，搞来级级证明，最后，她母亲自己携了证明材料来到她所插队的县份。事前，母亲拍了个电报给郁晓秋，让郁晓秋到县城来碰面。可乡下的邮电怎能按常规算，电报在县里接收，然后就与平信一样，一级一级往下发，最后还是由乡邮员每周二三次地骑车送往各大队。等郁晓秋收到电报，已是她母亲抵达日期的第二天了。郁晓秋只是从上海来，在船码头下岸，算作到县城一回，又让汽车直接拉走，连县城怎么个样都没看见。脑子里只有一片河滩，河滩上是一辆辆平车，平车上是装了水的大铁皮桶，由赤胸裸背的男人拉着，身体和地面斜成锐角。场面有一种荒凉和慓悍，与“城”的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远。如今应母亲召要去县城，都不知该往哪个方向抬脚。乡人们有说朝北步行三十里，到上游乘轮渡到县城码头，亦有说朝南走三十里到邻县搭长途车到县城汽车站。乡人们所说的二十里、三十里，其实都是约数，方向地名也是大约，因多数人是没有去过的。最终，还是按集体户知青的建议，步行上公路，拦一辆拖拉机，到某地长途车站乘车。因她们是确切去过县城，然后从县城再回上海，所以比较靠实。郁晓秋母亲来此地的消息，很引起集体户的震动，这名同学就像个没家的人，没有人牵挂她，可却惟是她的母亲，千里迢迢来安徽。大家不由也对她热心起来，指点她路线，还告诉她在县城何处可住宿和吃饭。第二日天不亮，郁晓秋便出发了。傍晚四五时，她才到县城。这时方才发现，所谓县城，亦只是两条相交的水泥路，路边有些店铺，一半已上门板打烊，还有几个门开着，虽没收市，却也没什么东西，看不出是做什么买卖。总之，十分冷清。她按集体户同伴的指点，往县招待所去。这是县城惟一的招待所，母亲要住就只能住这里。招待所位于东西向水泥路的南端，房屋倒越见齐整，原来是一些机关样的院落。未到跟前，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弯腰与一挑担人说话。一眼便可看出，这是个外面来的女人。近两年没见母亲，此时且出现在这偏远的内地小城，可郁晓秋并不感觉突然，甚至也没太大的激动。母亲没变样，依然是齐齐梳往耳后的不分路的短发，蓝卡其小方领插袋两用衫，手里夹一支香烟。她走到跟前，母亲已和挑担人交割完生意，她嘴里衔了烟，两只平摊的手上，各放了两个熟透的大红柿子。见郁晓秋走来，下巴一歪，示意她接一只手上的柿子。郁晓秋接过去，母亲空出手拿下嘴边的烟，说：一角钱四个，差不多白吃。母女俩朝招待所院落里走，两人都像是昨日才见过一样，毫没有别情离绪。

　　进到房间，先相对坐了吃柿子，个大汁饱，沁凉蜜甜。只听房间里都是呼啦啦的吸吮声，根本顾不上说话。吃罢，洗了手嘴，方才坐定。母亲说了来意，郁晓秋满心狐疑，只觉不可能，可也知道，母亲只要说行，就一定行。所以并不辩驳，只由了母亲去做。母亲所做所行，归结起来，其实只一件事，就是请客。她在渡船上，便结识了县“五七”工作办公室里一名干部，是从上海下放来的，都是上海人，很快就搭上了话，话题是从船上供应的面条开始的。母亲很奇怪这一角二分一碗的面条，既无油亦无盐，直接从清水里下了捞起，如何能卖出来。她很有觉悟地批评说：这是对贫下中农的态度问题。那名上海干部笑道：贫下中农才吃不起这面条呢!这名干部挺年轻，不到三十岁，姓孙，是上海出版系统的下放干部，与母亲可说是大同行，都算文化口的。所以，不一会儿就成了熟人。母亲口口声声喊人家小孙，倚老卖老。那小孙看她派头，觉着有些来历的，于是心甘情愿当杂役。下船时，母亲的行李，几乎全部到了小孙身上，又由小孙领到招待所住下。此后的宴请，都是小孙定的人选，出面去请，自然也场场都到。“五七”办公室专为下乡知识青年成立，至此也有三四年光景，对县里几级权力机构早摸得很熟，尤其是有关知识青年的政策条例，知道如何使用与操作。所以，小孙就懂得该请谁不该请谁。这些人呢，虽然也当“五七”办公室是个摆设，与民生民计无甚相关，但因是在上山下乡运动的风潮上，所以，面上都很尊重。来请的且是上海知青的家长，情理就说得过去，内里又多少有着对上海客人的好奇，凡请下的，个个都到齐。开始两场，是在饭馆开宴。县城最好的饭馆，最昂贵的菜，不过是炒腰花和炒猪心，有一次，是小孙自带一只老母鸡，早上送过去让厨房炖汤。后来，饭桌上一位主任建议，可到县委小餐厅来请，价格还给优惠，于是，宴席便转移地方，进了县委大院。饭菜未必会好到哪里去，可身份不同了呀!其中有一顿是专请郁晓秋所在公社的干部，公社干部进到里面，个个表情肃穆。除了吃饭，还送礼，送的是真丝衣料，巧克力，听装饼干，摆出来花花绿绿，闪闪烁烁一桌面，繁华的上海似乎到了眼前。其实，却是不大实惠的。有口直的，会脱口说：这么破费，不如肥皂毛巾的用得上。母亲立即说：一句话，你家的肥皂毛巾我包!大家都不曾想到上海女人会如此豪放，不下于一个男人，对她颇有好感，个个向她拍胸脯。不出一周，上下便打点完毕。临走时，母亲从旅行包里掏出最后三条牡丹牌香烟，是专为小孙留的。又从手腕上抹下自己的英纳格手表，拍在小孙手心里。这个动作就不单是还情，还像母亲对儿子。小孙要推，她便说：你手上那是个什么表，无名无姓，戴了不如不戴。小孙只得收了。一周来，他对这个女人竟有些依恋。郁晓秋前一日就搭公社干部的车回了生产队，是他把她母亲送上轮船。来时满满的行李，走时亦是满，装的是花生，黄豆，芝麻，土豆和小磨香油。

　　转过年，也是四月，郁晓秋便病退回上海，离她走正好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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