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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总之，爸爸妈妈这一次造访李老师家，真是十全十美，挑不出一点缺点。这一天呢，也是十全十美，从上午到下午都是融洽和快乐的。午饭从近一点开始，吃到三点才结束。年轻人喝起酒总归是鲁莽的，真刀实枪地拚。顾老师就出了几个雅令，让他们拼词对曲，自然都不会，只得退一步，让大家猜谜，谁输谁喝。猜谜语，谁怕？连小毛都出了一个：千条线，万条线，落到河里看不见。当然，这是不用猜的，明摆着的事情。当然，谁也不会允他喝酒，用筷子尖蘸一蘸，点点舌头罢了。反正，这下子热闹起来，都抢着出谜，再抢着猜谜。可到底是顾老师有学问，出的谜难猜。他出了一道，总共四句：四四方地一坪，有人有物有山林，细看日月虽然有，历尽千年不见星。这四句话耽搁了不少时间，猜得脾气都上来了，还是猜不出来。最后，每个人都罚了酒，请顾老师交代了谜底。谜底是什么，两个字：契约，就是今天讲的产证合同。“四四方方地一坪”，指的是纸；上面有甲方乙方的姓名，可不是“有人”；合同里所约定的东西，或就是地亩树木，则是“有物有山林”；“日月”其实是指年月日里的日月，星星当然是不会有了；要紧的是“历尽千年”这四个字，真正说话了“契约”的性质。虽然只是纸一张，可是牢靠得很，谁也犯你不得。秧宝宝的爸爸说：可是如今产权都是有限的，注明时间，十年，二十年，连国家承包给农民的土地，都不过百年。所以顾老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古老的过时的谜语，他也喝了一口酒，自己认罚。 　　不知不觉地，酒都喝多了，尤其是几个男的，不胜酒力，纷纷躺倒。爸爸就在秧宝宝的小床上，睡熟了。等他一觉醒来，天已暗了。李老师再要留他们一家晚饭，无论如何不能应了。一是晚饭后，怕没了去柯桥的中巴，二是，中午吃的还没消化，如何又吃得下？于是，三口人收拾收拾，站在阳台上，远远看见一辆往柯桥的中巴，赶紧下了楼去，正好迎手招住，上了车。从车窗伸出头去，看见那一家都站在阳台上，往这边看着，渐渐地看不见了。 　　这日暮时分往柯桥去的，没几个人。对面过来的车上，却是很满。应该是意兴阑珊了，却并没有，因为还有下一幕等着开演呢！河塘里的水变暗了，汪着几摊金，像油一样，从某个角度放着光。稻子结了惩，顶上浮着一片青黄，密匝匝的，这里一方，那里一方。在矮壮的稻子上方，是格外高阔的天空里，染得四处都是。路面上浮了一怪，车里头也泛了一层蒙蒙的白。人好像在烟里，这就是暮色。车，沿途还是开关着门，极少有人上，车门砰砰地空响着，也是蒙在烟里，隔了一怪，却又清晰得很。公路上寂寥了些，有时候，一辆拖拉机突突地驶来，车斗里空着，跳跳着过去了。偶有几架自行车，迎风骑一段，下了公路，不见了。车里头总共七八个人，亦都不说话，由着车颠簸着身子。车开得飞快，有几次骑着了坎，将人弹起来，再落回来。越近越柯桥越快，晓得不会有人上了，车门也不开了。卷了一层土，陡地停在了街沿，柯桥到了。秧宝宝其实已经瞌睡着了，木木的，让妈妈牵着手下车。站在街沿上，有无数车从面前过去。懵懂中，觉得这情景有些熟悉，又不知是何时经过的。来不及想，已被爸爸妈妈扯着从车流中过到路对面。路对面的商店，大多打了烊，从小街穿过去，可以嗅到水的腥气，便晓得接近老街了。天大白着，却有几盏灯亮起了，反而增添了夜色。人，还是多，当然不是熙攘，可也是来来往往。河里倒是干净了船都回家去了。有一些印象，慢慢地回来了，那是又嗅到了一股气味――大肉馒头的气味。发酵面粉的酸甜，高了酱油的肉馅的咸香。如今嗅来，有一些饱和腻。瞌睡跑走了。秧宝宝挣脱妈妈的手，自己走在前面，心里说：又不是没来过的！ 　　不像了。她走逼仄的院子，走上台阶，进了转门，自动门开了，走进去，穿过大理石地面，来到电梯口。眼睛里都是亮，晶莹闪烁，一时辨不出细部，只看见电梯镀铬的门上，映着自己模糊的影。然后进了电梯，电梯上方的液晶显示，静静地翻着数字。终于停住，开门，走出去。三个人一点声息没有地走过红地毯，在走廊顶头的门前停祝爸爸摸出一张卡片，在门把手上放了放，把手上跳出一点绿光，一推，门开了。迎门的大半扇墙是一大幅画，画着半暗的天空。走近去，才知不是画，是玻璃窗，映着柯桥的夜空。本是暗的，深灰的蓝。却有些浮尘，肉眼看不见的颗粒，叫些微光映着，便透黄了。在那灰，蓝，黄的极深处，藏着星光，像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尖起来，看出来。秧宝宝已经到了柯桥最高的高处，“鱼得水大酒店”的顶楼。 　　秧宝宝走近窗户，窗底下是一周沙发。她爬上去，跪着，手摸着沁凉的窗玻璃，就好像摸着了柯桥的天空。天空的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塔吊，塔顶上一盏灯，静静地明暗着。柯桥沉在很低的夜色里面，在那下面，是比较沉的黑，而且混沌。妈妈在身后打开了灯，秧宝宝的身影陡地跳进窗玻璃上的夜空里。她看见自己，背着亮，眼睛在幽深处闪着光。她与窗玻璃里面的自己对视着，互相都不相信对方是真的似的，好像都在问：你是谁？在哪里？房间里面的灯，一盏一盏亮起在玻璃上，礼花一般，一爆，然后绽开，定住了。夜空一片墨黑，房间里的一切，都跳到上面，变成一面黑镜子。 　　虽然，据人说，夏介民的父亲曾在上海开过小百货铺，母亲呢，在小百货铺隔壁开了一个绒线社，可他却是从小生长在深娄。和所有的绍兴乡下人一样，他勤俭，刻苦，又精明。他不相信鲤鱼能跳龙门，但相信蚂蚁搬家，他的生意就是这么做起来的。先是替人找要，有了本钱，再自己做。一开始，是与人合伙，再慢慢地，分出来独立做。他不借钱，不贷款，也不卖房。他做生意是有当无的做，要赔也是赔进吃饭穿衣以外的一点余钱。生意道上的人说他是“有限公司”，他说他是有妻有小的的人，不敢冒风险，要是早十年，他是连身家性命也敢押宝的。说是这样说，谁信呢？人的秉性是天生就的，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大变。他也是和蒋芽儿的爸爸――蒋老板有些像的。其实，绍兴地界，多是这一类生意人，种田一样地做生意，不惜流汗，甚至于流血，汗和血是自家的，却不敢说大话，说大话是要兑现的。没有实力，拿什么兑现？那些盖高楼大屋，买奥迪车，养小老婆的暴发户，有是有，是在宝塔尖上的那个尖。底下，大量的，还是这些老实肯做的中小生意人。当然，其中也是有区别的。蒋老板的性子比夏介民要缩一些，倘不是山穷水尽，他是走不出这一步险棋的。然而一旦走出了，他就不回头，一步一步走了下去。这时候，他的性子又耿起来了。夏介民比较中庸，走，不是非走不可，而是随时可退。正因为随时可退；才一步一步走了下来。前者是背水一战，只可进不可退；后者是可进可退，游刃有余。在生意的成果上，前者要略胜一筹，但做人也要辛苦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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