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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1 　　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我所掌握的讲故事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一部分来自于传闻和他本人的叙述，两者都可能含有失真与虚构的成分；还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但这部分材料既少又不贴近，还由于我与他相隔的年龄的界线，使我缺乏经验去正确理解并加以使用。于是，这便是一个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这还是一个充满议论的故事，一反我向来注重细节的倾向。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它故事好讲。或者说，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它的故事。而且，我还很惊异，在这个故事之前，我居然已经讲过那许多的故事，那许多的故事如放在以后来讲，将是另一番面目了。 　　有一天，在我们这些靠讲故事度日的人中间，开始传播他最近的警句。在我们这些以语言为生产的劳动者的生活里，警句的意义是极大的，好比商品生产中的资本，可产生剩余价值，又可投放市场和扩大再生产。所以，传播并接受某人的警句，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警句是： 　　“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恰巧在这一天里，因为一些极个人的事故，我心里也升起了一个近似的思想，即：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 　　他的警句和我的思想接上了火，我的思想里有一种优美的忧伤，而我又要保护我个人的故事，不想将其公布于众，因为这是与情爱有些关系的。所以我就决定讲他的故事，而寄托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自私的、近乎偷窃的行为，可是讲故事的愿望多么强烈！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将真实的变成虚拟的存在，而后伫足其间，将虚拟的再度变为另一种真实。现在，故事可以开始了…… 　　他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甚至连朋友都谈不上，所以称之为父兄，因为他是属我父兄那一辈的人。像他这类人，年长的可做我们的父亲，年幼的可做我们的兄长，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就称他为叔叔。他们那类人倒霉的时候，我只有三岁，而当我开始接受初级教育的时候，他们中间近半数的人已经摘去那顶倒霉的右派帽子，只留下了一些阴影，尾巴似的拖在他们身后。等那阴影驱散，云开日出，他们那类人往往成为英雄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成熟的青年了。这便是我与叔叔在时间上的关系。他们那类人倒霉的真相，有的已大白于天下，有的至今还是个不幸的谜，有的很冤枉，有的很荒唐，也有的很活该。叔叔是因为一篇校刊上的文章，以一头小驴子的第一人称，描写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以小驴子从过不惯集体生活、自私自利而变为热爱集体大公无私，来反映从个体农民到公社社员的成长过程。 　　叔叔所以采用这样的拟人化的手法，是因为他刚读过一本借来的伊索寓言，这文章被指责为污蔑农民是没有自觉性的驴子，并借驴子之口攻击合作化运动。我曾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听到或读到叔叔复述这篇文章，其时，叔叔已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专家，叙述这样一篇小东西完全不在话下。第一次是在一个全国性作家大会的小组上发言，叔叔以他自己的经验来批判极左路线是多么有害，他说他其实是热心地真诚地赞颂合作化运动，好心却变成驴肝肺，他说他愿意滚钉板来证明他的忠诚，多年的劳改生活充满了赎罪与乞求新生的心情，犹如炼狱一般。他的苦难经历深深吸引了像我们这样的青年，我们则以我们插队的经历去吸引下一批青年，当我们被上代的经验哺育长大后再操起批判的武器，来做一次伟大的背叛，就像猫和虎的中国童话。 　　叔叔很认真地叙述他这一篇致命的文章，作了许多注释，生怕我们不懂也怕我们看轻了它。这文章有一种刻骨的天真烂漫，令我们微笑不已。第二遍听到这文章是在某个刊物举行的笔会上，一日傍晚，参加笔会的人们走在夕照下的海滩，叔叔以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个几乎致他于死地的小文章，他嘲讽当年政治运动的荒诞不经，多少纯洁青年的命运被这荒唐历史的演绎而摆布，一个偶然的行为却可成为决定生死的事故，这便是宿命吧！他三言两语地说完文章，那文章显得既简练又富含义，展露了一个青年早期的文章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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