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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6、户内 　　自此，陈卓然和南昌就又联系上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说话。现在，多半是陈卓然躺在床上，南昌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椅上那个包袱，母亲的遗物，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给谁收起了。就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大家都开始，如陈卓然的说法，开始“面对”某些事情。一旦“面对”，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陈卓然躺在南昌父亲，现在是南昌的行军床上，伸出穿了鞋的脚，仰着头，眼睛忽然定住在某个点上，就一动不动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话多，各自都怀揣了一些经验，几近隐私的性质，并不是有意不交流，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无从讲起。于是，便常常沉默着，倒也不觉得窘，相反挺自在。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辞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头，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其实，他站到地上，毛主席早就在准备，准备调整力量，进行第三次划分。他从万隆会议，谈到亚非拉会议，说，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弱势包围强势，中国革命怎么胜利的？他问南昌，南昌也兴奋起来，好像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那时候，礼堂里通夜亮着灯，挤满了人，辩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停电的夜晚，黑压压的人头上摇曳着点点烛光，多么激动人心啊！现在，这里只有他和他，可是，他们依然谈论着国家大事，全人类的事业。陈卓然站在房间中央，因南昌是坐着，就有了俯视的意思。南昌毫不觉得屈抑，相反，他喜欢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指引和被指引。他很高兴，那个倨傲的领袖式的陈卓然又回来了！这段日子，陈卓然多少是低沉了。 　　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南昌按捺着兴奋的心情，轻声问道。陈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两个字：延安。南昌不由也站了起来，两人面对着面。偏僻，荒凉，贫瘠，遍地饥民，可这是中国的腹地，这就是中国，潜伏着革命的力量，镰刀，斧头，老镢头，听说过那句名言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可是——南昌打断了陈卓然，陈卓然没有一丝愠怒，反是极有兴趣地等他说下去，南昌又一次看见那个熟悉的陈卓然，总是鼓励他发表他的幼稚的见解。可是——南昌接着说，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农民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耕地、农具、牲畜、粮种，严格来说，不能称作无产者。陈卓然的笑容更加灿烂，他说，是的，你对于马克思阶级的观点已经掌握得很好，但你对中国的现实却不够了解，难免就理论和实际脱离，其实，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还是李立三的左倾，根本原因都是教条主义，你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会倾向这两极，不是我吓唬你，有一点托派的气味呢！“托派”这个词照理会引起一些波澜，可此时他们都那么兴奋着，就忽略过去了。南昌红着脸争辩：我不同意，只有彻底的无产者才能真正革命，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部分拥有，使他们多少染有私有制的习俗，法国大革命中，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阶级，还有青年知识分子。陈卓然收起笑容，变得严肃了：你还是提到“法国”，我们却是在“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所以便不可能诞生它的掘墓人——成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等待走过每一个社会发展步骤，成熟条件，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进入中国，它催生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使我们具备了思想的条件，产生革命的愿望，和指导的力量；第二，形势不等人，我们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待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我们就要涉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题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要留饭，并且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来到，稍许凝聚起来了些。在一张饭桌上，南昌和大姐虽然还是不说话，可南昌的朋友和大姐说了话，也就和南昌自己说差不多了。所以，那种对峙多少和缓了下来。二姐呢，话就格外的多了。他们这一家，自己人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而且，他也不顶愿意，让她们来分享他的朋友。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的姐姐，和大姐，是有积怨了，二姐，没有积怨，却也因此更生分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作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成长中的孤寂。因为是这样看陈卓然，所以就容忍了大姐的哕嗦，耐心地听，也能生出一些兴味。有一次，他们两人听大姐说底下看门人的女人从乡下上来，住在看门人的小屋——楼梯边木板隔出的一间里，女人用三块砖支了个灶，燃旧报纸烧火做饭，差一点火着。大姐正说得起劲，忽然二姐“噗”地笑出一声，三个人都回头看她，以为她有什么观点要发表，她却什么也没说，冷着脸兀白吃饭。这一餐饭她从头至尾都保持着沉默，可下一餐饭，她又恢复了先前的聒噪，大姐几乎插不进嘴去。南昌觉着饭桌上的气氛很古怪，但陈卓然不讨厌，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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