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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李老师是一个精神略有些委靡的男人，传说他曾经患有结核病，从大学退学，病愈以后就来到这所小学校来教图画课。他的脸黄而瘦削，头发却偏偏比较长，也不是那种时髦的，经过修饰的长发，而是没什么型的，不经意而留长了。额发本是想朝后梳，却没有梳平，于是便竖着。在春暖很久的天气里，他还穿着一件棉袄，蓝布罩衫的袖口很长地盖在手背上，中式的连肩的衣襟从他单薄的背膀上垂挂下去。看上去，他就像那种穿长衫的旧式的男人。可他一旦脱了棉袄，换上一件毛蓝洗白的中山装，忽然又年轻起来，你发现他几乎还是个少年人，而且很新派。上课时，他夹了教具走进课堂，将东西一放，就转身在黑板上作演示，同时简短地解释几句。他画得非常娴熟，自然还流露出不屑：画这点东西，还不是毛毛雨？这样，大约占去有三分之一的课时，还有三分之二时间，他就让同学们照他的示范画，自己则坐在黑板一侧的下方，静静地等待下课。他虽然是有些病态，但出于幽默的天性，他并不忧郁。他脸上带着懒散的温和的笑容，略带打趣地批评学生，学生要是画得实在糟糕，他就说：“怕来！”“怕来”是上海话形容难看的说法，好看则是“趣来”。“来”是语气词。他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不带任何乡音，比方苏州，宁波，或者本地的口音。苏州腔多少有些狎昵，尤其是男人来说，就有些轻佻；宁波音呢，难免有些卖弄风趣，便油滑了；本地话，指的是上海郊县的土语，倒是老实，可委实又太乡气重了。所以，这些口音多半是有些俚俗。上海话本又是杂合之音，总是要有侧重的，偏偏李老师说的一口没有习气的上海话。他又不是刻意地，一字一句去咬，而是轻松，随便，自然。有一些难发的音，他一吐口就是。比如仙鹤的“鹤”，上海话里是发的舌根鼻音，他就这么发音——“鹤”。他说话的声音不响，可也不是有意的轻柔，而是觉得不必要大声说的，还是带些懒散。妹头中意他的，就是这口上海话。还有，妹头喜欢有一些颓废气的男人。那种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男人，会让她觉得有官腔。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就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语言，所以是官腔的语言，而大队辅导员，则是个官腔的女人。总之，妹头不喜欢官腔，而颓废气，是与官腔最无干系的。所以，她就比较欣赏李老师。无意识地，她对图画课也比较别的课更有些兴趣。当然，也是一般的兴趣。她对美术并无特别的才能，只是能过得去而已。不过，有一次，李老师还是注意到了她。就像方才说的，李老师大半时间是让同学们自己画画，画完之后立即交上，当场批了分数，便可离开课堂，不必非等下课铃响。这一次，妹头送上她的作业时，李老师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朱秀芝。其实这是个很大路的名字，但碰巧引起了李老师的联想。他问道：六年级一班的朱秀荪是你哥哥吗？这更可能是哥哥的名字给了李老师印象，因为一个男孩子名字里有个“秀”字，总有点特别，使人想到这也许是个班辈，所以才进一步留意到“朱秀芝”的名字。末尾又都是草字头的，这是认真起名的父母常用的手法。这表明李老师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还是相当有兴致的。妹头回答“是”，李老师就说：你哥哥很巴结的。“巴结”也是上海话的说法，是“努力”“不放松”的意思。 　　虽然李老师表扬的不是她，可表扬了哥哥，妹头还是很高兴。妹头在家受宠，却并不因此而狂妄地以为，自己就是家中了不起的人物。不用谁来告诉她，她都知道，哥哥是比她重要的。他们这个家，在父亲母亲之后，要再有一个主持的人，那就是哥哥，而不是她。虽然哥哥是睡在内阳台，和奶奶，弟弟合一张床。内阳台就好像这个家庭以外的另一个家，那里有着和大房间不同的气氛和生活方式，是以常州乡下出来的祖母为代表的。甚至，空气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糟油的气味，来自床头柜子上的一个糟货钵头。这股气味带来了乡土的渊源的气息，这使得内阳台里有了一种家庭的历史感。哥哥睡在这里，也更多地在这里活动。他就在窗下那一架缝纫机上做作业和做他的手工。他是祖母带大的，就不怎么和父母亲，保持着一点距离，可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自明的。父母很少呵斥他，与他说话都和缓了口气，很郑重似的，好像是平等的关系。也或许是天性使然，他一向就是个有责任心，稳重的孩子。他不像妹头，把弄堂当家的。他很少到弄堂去，弄堂里的人说起他，也是用一种很尊敬的，慎重的口吻。妹头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玩得忘形，大喊大叫时，她会陡然地停住，喝道：轻一点，我们大弟在做功课呢！“大弟”是她哥哥的小名，她这么称呼他，并不带有丝毫的不敬。她是真正为他骄傲的。妹头很小就会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像男式衬衫的领子，肩背，袖口，她都会做。其时，奶奶的眼睛已花得穿不进针了，而哥哥也已不再是小孩子，不能总穿中式的乡气的衣裤，所以，渐渐的，哥哥的衣服全都由母亲自己，或者到裁缝铺请人裁好衣片，让妹头来缝制。这个，妹头也很骄傲。 　　哥哥比妹头大三岁，妹头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则考进一所全市重点的中学。这所学校就在这条街的横马路上，从妹头的弄堂，能隐隐听见学校的高音喇叭，一早是升旗的国歌声，接着是广播体操音乐，再晚些，则是眼保健操。乐声虚无飘渺地传来，就有了神圣庄严之感。这条弄堂里的孩子，极少有奢望进这所学校读书的，他们大多是上这所学校的马路对面的初级中学，还有别的街道上的一些杂牌，民办的中学。妹头的爸爸妈妈在弄堂里发了糖。晚上，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一定要供大弟上大学，妹头呢，初中毕业上个技校就行了，小弟反正还早，大弟上到大学，他才上初中，就算他考得取大学，到那时大弟也已经大学毕业，出道了。他们讨论到此，便想到大弟大学毕业可能会分去外地。隔壁公寓里，不是有个大学生，不服从国家分配去甘肃，结果成了右派吗？那不行，大弟不能去外地，宁可妹头去，还有小弟呢，小弟功课不好，说不定还要去新疆呢！当然，小弟也不能走，妹头要是读个护校什么的，分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好。讨论到这里，就有些讨论不下去，因为即便是妹头走了，也不能保证大弟就分在上海。但这总归是太遥远的事，所以也就无须再讨论了。妹头听了这样的安排，尽管是将自己作筹码让哥哥在上海，自己且又是父母宠惯的人，可也并没有大难过，觉得事情真要到那个地步，也只有这样了。这好像不仅是妹头，还是这条弄堂里所有女孩的心理，她们总是要让家中的男孩子的。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多少是有些旧式的。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面，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在某一面上，甚至是相当封闭。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它们就是依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以后，淮海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就和这封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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