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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７０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７０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７０。”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１１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溜过，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 “看这种书干吗？”“没事，看着玩。”“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不喝。”我说。“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蹩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人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１０亿，刨去１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１２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你都不记得了？”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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