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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之五(2)


  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我望着他那虽然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想绿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汉一脸连鬓胡子,绿林也有如我丈夫这般小巧玲珑之人。他身上流着绿林的血,这或许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发达的重要根基,我望着他那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中还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我发现这世界上不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仅我丈夫的一只百宝箱和他们家地下室那几摞永远拿不出手的军装,就包含了多少隐秘啊。这些陈年的隐秘似乎冲淡了我在5岁的那个犯罪事实,和他们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个下午的失手(我开始有意把我向陈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当真那么沉重那么真实么我当真向一个同班男生的后背伸出过手么?

  我想念我的丈夫,为了他向我暴露的这一切。从前我们做爱时我总是莫名其妙地紧张,现如今我慢慢学会了放松自己。我欣赏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悦;我欣赏我的放松,我只有放松着才顾得上欣赏我的丈夫。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躯体,我像一株树那样听凭他在上边攀来爬去。在他的身子下边我感觉不到风险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坏不到哪儿去。我想为他生个孩子,好好过我们的让许多人眼热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频繁地在我身上劳动也是急着想要孩子,我们俩一有时间就做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说过我用不着出去工作,我应该呆在家里生孩子,养孩子,享福。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去医院做过检查,我和我丈夫都没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几乎不愿想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个不可言说的下午:一个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苍便不屑再赐孩子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这久远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他们不让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两年开始疏远我,我自嘲地想他这是爬厌了我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树,一棵不能开花结果的秃树。这时我才发现我不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实是爱上他了。结婚十几年来,不是没有男人想对我好,但他们顾忌我丈夫的钱和势力,不敢对我怎么样——假如我想对他们怎么样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却不再注意我,他在外边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断送给我比较贵重的东西,以此来安抚他的良心。每当他送我重礼时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礼物的件数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数。我感觉到他也许会同我离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怀上他的孩子。我怎样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样才能让他重新正视我的存在?像我这么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发现了一个机遇,这机遇恰恰又不可逃脱地联系着1958年那个死在我手中的陈非。

  陈非的父亲,当年那个印尼华侨,“文革”中他曾被当成美国特务抓了起来。“文革”结束后,这“特务”的伯父在美国去世,他便去了美国继承了一点儿遗产,成了一个比较有钱的美籍华人陈先生。陈先生近期抵达这个城市,有点故地重游的意思:怀旧,伤感,炫耀,多种情绪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儿园附近买下一块地,兴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园。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奶奶(不客气地对笔者),当年就因为一个孩子死于滑梯,你奶奶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滑梯,就剥夺了全市儿童打滑梯的乐趣。与其说这是为了安全,不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退步,是你奶奶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维。陈先生懂得让历史进步,他不仅要在水上公园建造滑梯,水中滑梯、空中滑梯,蜗牛形的、波浪形的,他还知道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它们的安全性能,这就是进步,你说对不对(笔者不置可否)?也许你不便于表态,那么我接着说。陈先生此次的合作伙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园的那块地,现在属于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路幼儿园旁边建一座水上公园,那是他对爱子陈非的一种纪念形式吧。我终于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脱的出口: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春日的傍晚, 烈士陵园比别处黑得要早;这里大树遮天,刚过6点钟,光线便一层一层地暗下来。我已觉出阵阵凉意,韩桂心却丝毫不显倦怠,她显然在为自己那个“告诉他、告诉他”而激动不安。作为局外人,我似乎没有必要鼓励她“告诉他”或者阻拦她“告诉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个假设:假如我是韩桂心,我会选择“不告诉他”。既然法律并不能惩罚30多年前一个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无以拿出对这孩子判罪的凭证,韩桂心如今的向死者亲属披露真相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为什么她要勾起一个男人(美籍华人陈先生)平复了30多年的哀伤,有必要让这位陈先生打碎从前的结论,对爱子之死开始一个全新的让人心惊肉跳的猜想吗?对于陈先生这太沉重了,对于韩桂心这太轻佻了——我无意中用了“轻佻”一词,我很想叫韩桂心知道,正是她后来的叙述使我想到了这个词。我把录音带倒回去,我们重又听了一遍韩桂心准备告诉陈先生事实的理由:“……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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