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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就在东南互保条约签订的日子里，一个重大的武装暴动计划也正在长江流域一带酝酿着，湖广总督面临着一场空前未有的生死较量。

　　戊戌年春天，在湖南长沙大办时务学堂的，除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唐才常。唐才常比谭嗣同小两岁，不但是同乡，更是志趣、性格相投的刎颈之交。唐才常出身书香门第，本人亦是秀才。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他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两年，是书院有名的高材生。他同时又兼习武术，并与长江流域的会党广有交往，和谭嗣同一样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热血青年。

　　说起长江流域的会党，要追溯到四十余年前的老湘军头上。当年老湘军的霆字营统领为鲍超，鲍超是四川奉节人，他的霆字营中有许多四川人。四川有个影响很大的会党名叫哥老会，四川籍的湘军把哥老会带进霆字营。入哥老会的人互相之间特别亲密，平时有福共享，打仗时有难共当，最受丘八所喜欢。很快，哥老会便发展到湘军各营各哨。江宁打下后，湘军十成裁了九成，这些被裁撤的湘军一部分回到老家，也有一部分不愿回家，流落在沿长江两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内，他们靠着哥老会的组织形式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会众，最多时曾达十多万人。因为哥老会势力强大，地方官绅无不畏惧退让三分，因而使得其他会党，如三合会、天地会、大刀会、红教会、白莲教及拜上帝会余党也跟着在长江流域活动起来，加上这些人在内，光绪年间长江两岸共有二十余万会党在山林江湖中活跃，成为当时中国黑社会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区域。湖南的平江、浏阳、醴陵一带自古尚武之风盛行，谭家是浏阳显宦，唐家则是浏阳名儒，各种势力都愿意与他们接近，谭、唐二位本是傥倜不羁的脱俗之才，便凭借这些关系与湖南乃至长江中下游诸省的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谭嗣同在法华寺会见袁世凯的第二天，鉴于时局的危急和对袁世凯的不太放心，便向居住长沙的唐才常发出一封密电，叫他迅速与两湖会党取得联系，并立即北上赶到京师，共襄大业。唐才常接到电报后，火速与湖南的几位会党首领取得了联系，又星夜赶赴汉口，欲与湖北首领商议。就在这时，噩耗传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中国的维新变法英勇献身。同时，他在狱中的题壁诗也传了出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世人纷纷猜测，“两昆仑”指的是谁？只有唐才常心里清楚，这肝胆相照的两昆仑正是谭嗣同和他两人。眼下好友去了，自己留存，留存者只有秉承遗志，继续奋斗，才能不负去者的最高托付和期待。唐才常含着巨大的悲愤，为好友写下了一副传诵极广的挽联：

　　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嬴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他本欲赴京为谭嗣同收尸，后听得浏阳会馆的长班刘凤池已负主人遗骸，正在南归途中，便回家稍作料理后急赴上海，筹商新的行动。

　　唐才常在上海停留几天后，辗转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联络海内志士，共同匡救时局。在日本期间，他拜会了亡命此地的康有为、梁启超，又结识了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兴中会领袖孙中山。两派都主张武装起事，康有为的目的是勤王，推翻慈禧复辟光绪，孙中山的目的是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去年十一月，唐才常带着康有为所筹集的三万银元及与保皇、革命两派都关系甚深的热血志士傅慈祥、林奎、沈荩、毕永年、秦力山等先后回国。不久，慈禧立溥隽为大阿哥，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经元善联络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反对废立，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唐才常、沈荩等人都列名其中。

　　唐才常从这一行动中看出了光绪在全国的声望，“勤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用以联络同志，共图大举。为更好地联系江湖会党，两个月后，唐才常又在上海成立自立会。

　　自立会的形式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差不多。开山堂，发票布，山名富有山，票号富有票，上设正副龙头，下有内外八堂，拜香堂、喝鸡血酒。康有为、唐才常列名副龙头大爷，梁启超、林奎、毕永年、秦力山列名总堂大爷。就这样，他们将长江流域一带的二十余万会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自立会既受康、梁领导，又遥戴孙中山。

　　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的事件出现，全国人心浮动，唐才常和在海外的康、梁、孙都认为是个可以利用的大好时机。唐才常遂以挽救时局、保种保国为辞，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选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又设总部于上海，分部于汉口。

　　与此同时，林奎、傅慈祥在汉口筹建起义的军队。将军队定名为自立军，集兵二万，分七军四十营，另以会党十万作为后备和应援力量。这七军即中、前、后、左、右、新军、先锋营各军。中军的主力为湖北新军驻汉标营的士兵及中下级军官。前军设在安徽大通，后军设在安徽安庆，左军设在湖南常德，右军设在湖北新堤，新军及先锋营设在武汉。中军统领为林奎、傅慈祥，新军及先锋营的统领为唐才常。自立军定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起事。

　　这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与西洋各国及日本签订《中外互保条约》的消息传了出来，海外的康、梁、孙与国内的唐才常等人都于此看出了一个微妙的动向：李、刘、张三督与朝廷的态度有所不同，倘若能说动他们独立于朝廷的话，则既可以免去兵戈之灾，又可利用他们的威望影响全国，无论是对眼下的勤王，还是对今后的变专制为共和都大有好处。这些熟谙日本历史的志士，都知道当年明治天皇就是靠着强有力的萨摩藩镇和长州藩镇的策划，才实现王政复古和倒幕维新的。光绪就好比明治，李、刘、张就好比萨摩和长州。由李、刘、张来策划实施，一切就会顺利得多。年轻的救国志士们都认为此种设想值得一试。

　　恰好此时李鸿章在香港，孙中山请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代为进行。卜力通过翻译和李鸿章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李听的多，说的少，对于“两广独立”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不表态。直到会谈结束，卜力也没弄清楚这个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总督，对此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卜力耸了耸肩膀，对与中国大员的谈话之艰难深感无奈。卜力做过多年的香港总督，时常与中国官员打交道。这种交道给他的愉快感极少。他似乎看到在他与中国官员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分明存在着的厚墙深沟，彼此之间很难沟通。后来他才悟到，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他本人无法越过。他将与李鸿章的会晤告诉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说：“晤谈是成功的，请你过几天再去见见他。”

　　谁知两天后李鸿章便接到恢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当卜力再次与他会面旧事重提时，李一口拒绝了。“两广独立”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是后来做了新军第六镇统制的年轻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吴禄贞通过一个在自强军中做中级军官的朋友引导，在总督衙门里拜会了刘坤一。

　　吴禄贞是个直炮筒，不喜欢转弯抹角，话没说几句就提到了。两江独立”的话来。刘坤一听到这话，脸色陡然一变：“你是想走当年王闽运劝曾国藩的路吗？这条路在我刘某人这里一样的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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