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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梁节庵前些天对我说，赵王街有家端州人开的砚铺，铺子里收藏了一方明永乐年间五蝠献珠砚。你和节庵一起去，把这架砚台买过来。子青老哥平生好砚，把这台砚送给他，他一定喜欢。” 　　端砚产在广东肇庆府端州，与宣纸、湖笔、徽墨号称文房四宝中的佳品。粤督送明永乐端砚，自然是件既合身分又名贵的礼物。 　　“阎丹老有风痹，你的老朋友李提摩太与广州洋药行熟，请他代买一些治风痹的洋药。你忙，叫辜汤生去找李提摩太。辜汤生常埋怨无人跟他讲洋话，怕把洋话给丢了，叫他与李提摩太说一天的洋话，让他过足瘾。” 　　张之洞这样细心地给两位大老安排礼物，足见他对这次进京的重视，同时也给桑治平以启示。他想起此次要见的另一拨人，他们或许比张、阎更需要外官的敬奉。 　　“香涛兄，你给张万两银票给我。我去相机行事，有的人是很需要这东西的。” 　　张之洞立即明白了桑洽平的用意，带着歉意地说：“是我考虑不周，带上银票是很重要的。你再细细检索下，一万两够不够，要不干脆带一万五吧！” 　　桑治平说：“一万两够了，这也是民脂民膏。” 　　“一万也好，一万五也好，都是我本人的私蓄。这些开支不会动用公款的，你放心好了。” 　　张之洞如此公私分明，令桑治平感动：“这笔银子，说到底不是为私，而是为公。你作为私款开支，自然更好。既是私人积蓄，我更要精打细算了。具体开支，眼下也说不清，从京师回来后，我再给你一个明细表。”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你作主。”张之洞抚着桑治平的双肩说，“祝你成功！” 　　待桑治平刚转身出门时，张之洞又把他叫住：“带嫂夫人一道去京师，让她回古北口去住些日子，与亲友叙叙旧。” 　　在两广总督衙门洋务科众多幕友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由桑治平、杨锐起草，经张之洞字斟句酌的审核，一道长达三千余字的《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一天后，在督署辕门前放炮拜寄。同日下午，桑治平带着夫人柴氏在临海码头登上火轮。他们取道水路，经厦门、上海、烟台，半个月后在天津塘沽上岸，再由陆路雇骡车进京。将夫人送到古北口后，桑治平回到城里，在南横街一家小旅馆住下，展开紧张而不露声色的活动。 　　第一个去拜访的，是位居体仁阁大学士的军机大臣张之万。这一对主宾在京师分手已经八年了，再次相晤，张之万已到望八之年。晚景的大红大紫，使得张之万虽老而不衰，红光满面，步 　　履稳健，配着白发雪须，真有点鹤发童颜之状。张之万见桑治平年近五十，却依旧挺拔矫健，精力饱满，也深觉事业对人生的激发力之大。两人见面，都备觉欢喜。桑治平将张之洞的永乐端砚送上，果然，这位丹青老前辈激赏不已。寒喧之后，桑治平谈起了他此次进京的意图和打算。 　　“八年来，与香涛相处甚得，我常觉对他贡献太少，有负中堂当年的推荐和他的一番殷殷相聘的诚心。故毛遂自荐，进京办这桩事，算作一种酬谢吧！”桑治平款款说道，“我想借重老中堂的力量，让朝廷接受香涛所上的折子。” 　　“这道折子已到了北京。”张之万插话，“三天前，我就在外奏事处的登记房里看到已收到的记录。” 　　“第二，能让朝廷将张香涛从粤督平移湖督，以便由他来主持这桩天下第一大事。” 　　张之万半躺在软椅上，仔细地听着。听到“平移湖督”这句话时，他缓缓坐起来，摸了摸胸前稀疏的长须，慢慢地说：“各省关于建铁路的折子，遵照太后旨意都先到军机处过堂。军机处议事时，我自然会替香涛说话，礼王爷那里，我也可以先去打个招呼。但督抚迁徙这种事，若不是太后特为叫军机处发表意见，照例军机处不敢多嘴。这是太后筷子下的一碟特菜，别人是不能下箸的。” 　　“这我知道，但可以造出一个机会来，让一位太后极信任的人来点一点。而且，我已想到了能打动太后的要害之辞。” 　　“打动太后的要害之辞？”张之万笑了笑，“你从没与太后打过交道，你知道什么言辞能够打动她？” 　　桑治平也笑了笑，从容答道：“太后这个人，我虽没与她直接打过交道，但她的脾性，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我曾经对她的驭政之道作过用心的研究。老中堂，我给你说点心得吧！” 　　身为太后的重臣，张之万自觉对这个心计甚深的女人都难以捉摸，桑治平这个布衣远客，居然对她研究有得：是旁观者清，还是隔靴搔痒？体仁阁大学士敛容细听。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咸丰十年，文宗爷命左宗棠自立一军，协助曾国藩办理江南军务。第二年文宗爷去世，太后秉政。这年年底，太后简授左为浙江巡抚，以一四品京堂越级升为从二品疆吏，本已属破格隆遇。不料仅隔两年，又擢升左为闽浙总督。四年前左宗棠还只是一个避难曾国藩幕中的食客，转眼工夫便与他平起平坐，而且左的楚军也由六千人扩大到三万余众，成为别于湘军的一支劲旅。左宗棠为什么能得到太后的这般重用，迁升得如此之快 ？仅仅是因为他的才高会打仗吗？” 　　张之万被这一问给镇住了。作为曾、左时代的人，那个时候他也已进入高级官员一流了，对于左宗棠三四年之间的飞黄腾达，他的解释与朝野普遍的看法是一样的：左宗棠会打仗，朝廷急需这种人平叛复国。看来这位过去的幕友另有高见，且听他是如何说的。 　　“要说能打仗，李鸿章并不亚于左宗棠，且出身翰林，也不过只升到巡抚而已，直到同治六年才正式做湖广总督。为何左宗棠独独这样受到太后的眷顾呢？依我看，同治二年时，江南军事大势已定，朝廷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对付长毛，而是对付在与长毛作战中迅速膨胀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但又不能采取削弱实力的做法，而只能采用帝王学中的另一招——制衡术。左有本事有实力，又一向不服曾国藩，尤其这‘不服’二字使得左成了最好的人选。于是将左迅速提拔起来，与曾国藩相当，分庭抗礼，形成一股在长毛削平之后，稳定政局的极为重要的制约力量。相反，李鸿章是曾的学生，便不能擢升太快。太后那时秉政不久，年纪尚轻，不可能有如此的深谋远虑，不知谁为她出了这个主意，那人是大清朝的一大功臣。此人对同治中兴所起的作用，当不在曾、左之下。太后接受这个主意，也足见太后的智慧不低。从后来她用醇王来制约恭王，用清流党来制约当权派，都可见她已深知其中三味。” 　　仿佛真有点说破英雄惊煞人的味道。二十多年前江宁打下后大裁湘军，抑曾氏兄弟抬左宗棠、刘长佑叔侄的一系列反常举措，以及这些年来朝廷内部权势斗争的此消彼长，经桑治平拈出“制约”二字来，在官场中从青年混到白头的张之万，顿时有廓清一切之感。 　　他不断地点头说：“你看得很准很透，太后是在时时用这个办法。就拿前几年办海军衙门来说吧，既叫醇王做督办大臣，又要派个庆王来做协办大臣。一个是皇上的本生父，一个是她方家园的亲家，这不也是用庆王来制约醇王吗 ？” 　　“正是这样的。”桑治平接着说，“依我看，太后这些年面对着以李鸿章、刘铭传为首淮军势力的炙手可热，和以曾国荃、刘坤一为首的湘军势力的倚老卖老，总在设法寻找一个非淮非湘，而又能独当一面的人来培植，以便制约湘淮两股力量。以我冷眼观察，这个人便是张香涛。” 　　堂弟这些年的迁升速度确有当年左宗棠飞黄腾达的架势，但做为湘淮力量的制约人，张之万倒没有从这个方面想过，经桑治平这一提醒，他有点恍然大悟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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