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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就在法军侵犯谅山，王德榜率部把他们赶走的第二天，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法方按规定收回谅山，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违背天津李福条约，应负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赔偿军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函法国公使：天津条约载明三个月后再议定详细条款，在详细条款出来之前，双方应维持现在局面不变，法军此时收回谅山之行为本属不当，应视同法军侵犯了清军，军费赔偿应由法国方面承担。总理衙门的复函显然站在正理上，但谢满禄狡辩说，条约应以法文本为根据，中文本翻译有误。清廷再三核对中、法两个文本，并无歧义，乃予以严厉驳斥。法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正式公使巴德诺赶到中国，要中国按天津条约第二款赔偿军费二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两。 　　作为天津条约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李鸿章对法国政府这种做法也颇为头痛。他告诉已抵上海的巴德诺，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已遵命按兵不动，北圻平静，条约中已写明没有赔款一事，再要中国赔款不能接受。巴德诺以逗留上海不赴北京的作法来拒绝与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会谈。软弱的清朝廷竟然迁就巴德诺，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巴德诺会谈。此时，陈宝琛亦以南洋军务会办的身分来到南京。 　　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陈宝琛对曾国荃说，要坚持天津条约，据理力争，决不能示巴德诺以弱。曾国荃却说，他已接李鸿章密电，李说法国现已对中国东南海疆采取军事行动，形势紧张，一触即发。战争一旦打起，则对中国不利。若能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局的安宁，应是可行的。李的密电还说天津条约已请太后认可，要朝廷拿出钱来作赔款，太后面子上过不去，君有难处，为臣子的应当体贴，请两江代朝廷受谤，在与法使会议时，无论曲直，拿出几十万银子来给法国，满足他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做，无伤国体。 　　陈宝琛坚决反对这样做。曾国荃却并不理睬陈宝琛的意见，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命令陈宝琛代表他去上海与巴德诺接触，许以五十万两银子为代价，息讼罢兵。 　　陈宝琛老大不情愿，但面对着曾国荃冷峻威严的面孔和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只得硬着头皮去上海找巴德诺。谁知巴德诺一听只有五十万，与政府的要求相差太远，便一口拒绝。陈宝琛被巴德诺大大奚落了一番。 　　此事并未就此而了。陈宝琛刚回南京，上海的外国报纸便将此事公开于众，舆情哗然，慈禧得知后，大不高兴。传旨斥责曾国荃背着朝廷私许外人，实属不知大体，陈宝琛遇事向有定见，此事乃随声附和，殊负委任。陈宝琛想起来真是太窝囊不堪了。自己明明不愿意向侵犯者讲和示弱，但作为属下，又不能抗拒上司的命令，违心地去与法国人谈判，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招来四面难堪：洋人冷眼，国人愤慨，太后斥责。这是何苦来呢！好不容易培植的一世清流英名，便如此轻轻易易地毁于一旦！一向自命清高的陈宝琛来到两江不久，便吃了这个有苦说不出的哑巴亏。他开始领略了世事的复杂，实务的难办，颇为后悔不该离开京师，从此便将陷于这麻烦透顶的事务圈，既没有读书做学问的空闲，又丢失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潇洒。正在李鸿章、曾国荃、陈宝琛处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美国公使馆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静待美法两个强权国家之间私下交易的结果。 　　与此同时，法国积极调兵遣将，试图以武力威胁清廷，恐吓主战派，尽快达到他控制越南，打通红河航线及最终瓜分中国征服远东的战略大目标。 　　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驶向中国东海海域。六月十五日，法军五艘兵舰突然攻打台湾基隆炮台。驻守在台湾的军事统领乃淮军宿将刘铭传，他指挥兵士仓促应战，交战不到一个钟点，基隆炮台便失守。刘铭传慌忙向他的老上司李鸿章求援，请李派出北洋水师前来台湾救助。第二天，法兵四百余人强行登岸。淮军提督曹志忠、章高元率部与法兵战斗，双方死伤惨重，先天被法军强占的炮台则又被淮军夺回了。 　　法国政府见在台湾并未占到便宜，便指使巴德诺在谈判中可退一步。巴德诺接到政府的命令后，立即照会曾国荃，诡称已夺基隆炮台，赔款可酌量减少，若一次拿出八十万两银子，则可息兵。又暗中请总税务司赫德出面为之关说。赫德遂做出一副既为中国又为法国讲话的姿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国出八十万两银子，但分十年还清。同时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亦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二日内答复。如不允，则下旗离京，中法之间似乎到了撤馆断交的严重时刻。 　　清廷面对这一突变形势，又气又惧。一面将法国近期的无理行为照会各国，以求得国际社会的公道，一面又密谕沿江沿海统兵大臣，亟力筹防，严行戒备。 　　密谕发到福州闽浙总督衙门，总督何璟收到后，命人飞骑送往船政局。 　　何璟是个老官僚了，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与李鸿章同年。他虽然没有战功，但遇事敢言，为政干练，故而迁升顺遂，同治二年，便做了安徽按察使，又升湖北布政使，同治九年便擢升巡抚。同治十一年，曾国藩病逝江督任上，何璟正做江苏巡抚。他上疏朝廷，请求为曾国藩在江宁立专祠，一时朝野都认为他体恤功臣，能仗义执言。 　　官场跟军营差不多。再朴实的乡巴佬在军营中呆久了也会变成兵油子。若要使军营常有生气，便必须不断地退去兵油子，补进乡巴佬。同样，再有血性的书生，官场呆久了，也会被磨光浸疲，直到从头到尾都磨得光光的，浸得黑黑的，熏得蔫蔫的，当然也有不老松、常春藤，但古往今来都很少见到。可惜的是，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不能像军营一样时常吐故纳新，故而官场朝气少，暮气多，锐意进取者少，因循塞责者多，廉洁自爱者少，同流合污者多。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何璟年轻时也曾踔厉风发过，如今年过六十六岁，封疆大吏做了十四五年，早已做烦做腻了，当年的上进之心荡然无存。 　　上个月，怀着振衰起疲、一展抱负之心的张佩纶奉旨来闽会办军务。这位名满天下年方三十六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以天使的身分面对着包括何璩在内的八闽官员。因为张佩纶一向敢于参劾大员，故他一到福州，便有人投匿名状，告福建提督在元贪墨荒谬，列出了四大罪行。张佩纶为着要建立自己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立即查办，没有几天便一一查实。他将弹劾书专递京师，在元被交部严议。身为总督的何璟有疏忽之失，也在弹章中被附带指责了一句。何璟由此知张佩纶得太后特别宠信，飞黄腾达在指日之间，便干脆将闽浙军务防务大事都交给张佩纶，由他作主。基隆战争爆发后，他来到福州城外三十里的船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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