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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张之洞感到这话有点难于说出口,他在心里作出一个决定:如果佩玉坚持不同意做妾的话,他就改变主意,宁愿再冒一次风险,也要把佩玉娶过来。佩玉对他太重要了。

  迟疑良久后,张之洞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先前有过三个妻子。结发妻子石氏去世时还不到三十岁。续妻唐氏去世时三十四岁、,第三个妻子王氏去世时三十五岁。她们都是年纪轻轻的便离我而去,使我很痛苦,也使我奇怪。太原城里的袁半仙告诉我,我的命太硬,若要女人长久保住,只有不居夫人的名分才可。”

  略停片刻,他又以十分恳切的态度说:“我很喜欢你,非娶你不可,但我又不想你走石氏、唐氏、王氏的老路。为了你,也为了我,所以才作出这种安排。你能体谅我的苦衷吗?”

  佩玉只知道准儿的母亲三十多岁就过世了,却不知道在此之前还有两位,也是青春年华便过早弃世。因为自己的不幸遭遇,佩玉也相信命运。她相信是因为自己的命不好,才克夫克子,才寡居孀处。一个三丧妻子,一个两丧亲人,从痛失亲情这点上来说,两人同是情感世界中的天涯沦落人。是啊,与其顶个夫人的名分而短命,不如做个偏房而长相厮守。佩玉望了一眼张之洞,没有说话,而张之洞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谅解的目光,他心里一阵欣喜。

  男子汉的激情,发自内心深处的爱的驱使,使他一时忘记巡抚的尊严和中年男子的持重,他的两只强劲的大手,抓住佩玉的两只纤纤素手,动情地说:“佩玉,嫁给我吧,我会始终对你好的。你名义上虽居侧室,其实家里并没有夫人,你就是夫人,内政全部交给你,由你一人掌管。今后,我也不会再买妾讨小了,也没有人再来与你争个高下。准儿这两年来和你相处亲热,她昨天听说你就要回晋祠去都哭了,她舍不得你走。看在准儿的分上,你留下吧!”

  说到童年就没娘的女儿时,张之洞那颗刚烈的男人心已化为慈母情,声音不觉抖动起来。

  名为妾实为夫人的许诺,准儿的心意和她的眼泪,最终把佩玉给说动了。事事都好,就不该这个名分上差了。佩玉虽灵慧过人,但终究是一个贫穷而命苦的弱女子。她相信命,相信天意,她不再执意拒绝了。张之洞一把抱过佩玉,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佩玉没有推脱,也没有将脸贴在张之洞的胸前。她并没有多少喜悦和幸福的感觉。她从来没有想过高攀官家,她最大的愿望只是能遇到一个实心实意知寒知暖的男人,与他同甘共苦地过日子,创家业。她知道,走进官家,有许多外人看得见的风光,而同时也有许多外人看不见的烦恼。她不知道今后的日子到底会怎样过。想起英年早逝的丈夫和两岁夭折的姣儿,想起从此以后将琵琶别抱,再为人妇,佩玉心在剧痛,泪如雨下!

  好长一会,她从张之洞的手中挣脱出来,轻轻地说:“我还要回家去告诉父母,听从他们的意见。”

  “是的,是的。”张之洞急忙说,“那是应当的。我明天就派人送你去晋祠,好好地跟两位老人说清楚,请他们同意。”

  “还有。”佩玉细声细气地说,“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他们一天天地衰老了,身边要人照顾,我想请大人答应,让他们随我一道走。”

  “好,好。”张之洞忙不迭地答应。“侍奉父母,是做儿女的本分。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他们自然是应该跟随你到广东去的。他们愿住衙门也行,愿自己赁屋住外面也行,一切听他们的。”

  佩玉不再说什么了,心也慢慢地平静下来。

  正是春末夏初时分,三晋大地麦青花黄,万物欣欣,张之洞结束在山西两年半的巡抚任期,肩负着以醇王为后台的新军机处的重任,怀抱着兼济天下、经营八表的素志,离开太原,前赴眼下朝野内外、欧亚东西所关注的争斗之地,他将要以一身作南天柱石,撑起这座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一隅。四十八岁的中年总督不免忧喜参半:大展宏图之心与责任重大之感同时并存。

  然而,与当年孤身赴晋不同,此时,他的身边多了一位有才有识的终身伴侣。这些天的共同生活,佩玉给张之洞带来的温馨,在他的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作用,仿佛青春重返,韶华再来,张之洞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像二十年前似的用之不竭的生命力。他回顾两年多来所办的一桩桩大事:铲除罂粟,奖励农桑,戒烟禁烟,清查库款,查办贪官,整饬吏治,免除摊派,苏缓民困。尽管这些政绩是用两鬓全白的辛苦所换来的,却是十分值得。望着古道两旁一派庄稼茂盛耕作繁忙的景象,张之洞的脸上泛起欣慰之色。

  车到荫营镇时,他想起了那年途中打尖的小饭铺,便把大根叫来说:“你再去跟那位薛老板聊聊,问问他罂粟根绝了没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些没有?”

  半个时辰后,大根赶上了车队。

  “见到那个薛老板了吗?这里的情况如何”张之洞希望从这个小小的点上的变化,显示出他治晋两年多来的巨大政绩。

  “见到了。”大根的情绪并不高昂,“薛老板说,他们这里的罂粟还在种,只是大路边没有而已,离开大路两旁不到十里地,那里的罂粟照旧和过去一个样。”

  “他们为何还要这样做?”张之洞生气起来。

  “我也问过。薛老板说,大路两边不种,只是为了应付官府。老百姓还是要种,他们要靠它养家糊口过日子。”

  “苛捐杂税减少了一些吗?”停了一会,张之洞又问。

  “薛老板说,也没有减少什么。原来的名目没有了,又增加了一些新名目。一年下来,老百姓出的钱,与过去差不了多少。老百姓若不种鸦片的话,这些捐税根本就无法交。薛老板还说,官府也有它的难处。有次平定县的主簿在他的饭铺吃饭,说省藩库一年支给县衙门的钱还不够大伙儿吃饭,更不要说有钱办公益事了。县衙门不问老百姓要问谁要?所以官府后来知道罂粟还在大量种,也就开只眼闭只眼,明禁暗不禁了。”

  张之洞不再问下去了。荫营镇是这样,看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刚才的欣慰之色,早已在他的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认识猛然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中国的根本症结在于百姓的贫困,若这个症结不化解,任何德政都将无法施行。然则,如何才能使得百姓富裕起来呢?这真是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难题。他想:将法国之事了结后,一定要用全副精力来致力于富民之事。

  然而,清流出身的新任两广总督没有料到,法国之事,其实是很难了结的,这里面有太多太复杂的缘故。就在张之洞千里南下旅途中,京师政坛幕前幕后的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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