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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卫大人，您叫我张大人，我的确承受不起，您还是叫我香涛吧！”张之洞诚恳地说，“咸丰癸丑年，您进翰苑时，我张之洞不过是一刚中举的少年，您名副其实是我的老前辈。” 　　张之洞此话不是客套。翰林是讲究辈分的。这辈分不以年岁分，而以进翰林院的科别为区分。后一科的翰林例称前一科的为前辈，对早两科以上的人，则要称老前辈。张之洞是同治癸亥科的翰林，比起卫荣光来，足足后了五科，叫卫荣光老前辈是理所当然的。 　　卫荣光听了这话心里高兴，嘴上却说：“你现在正是如日中天，我已成老朽，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 　　“家赖长者，国仗老成，何况卫大人不过五十多岁，朝廷依畀之日还长哩！”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不仅奏章诗文做得好，口才也极佳，随随便便的几句话，都可以说得既得体又动听。 　　“这些天里，我总想请您多多赐教，见您身体违和，又不敢多打扰，每次都抱憾而返。现在您身体已痊愈，后天就要启程离开太原，我真是依恋不舍。卫大人，您是知道的，我一来年轻，二来又初放外任，没有一点从政经验。我深恐有负太后、皇上重托，又怕不能为三晋百姓办好事，对不起近千万父老乡亲。我每天都有临深履薄之感。卫大人，”张之洞说到这儿，双手捧起卫荣光两只冰冷的手，以极为诚恳的态度说，“无论是有关山西的具体情况，还是如何做一个好的方面之员，在您的面前，我都不过是一个学子而已，请千万不吝赐教！” 　　张之洞的态度令卫荣光颇为感动，他用自己的手将张之洞的双手握了一下，表示领了这个后任的情。然后松开手，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缓缓地说：“你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有这个责任将山西的有关情况对你说说，只是这段时期贱体一直不适，未能如愿，今夜我们好好聊聊吧！” 　　“我洗耳恭听。”张之洞把座椅向卫荣光的身边移动了一下，以示自己的诚意。 　　“山西这个地方，十多年前，在长毛、捻子作乱的时候，号称完富之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先后在湖北、山东做过司道，对这些省比较了解，山西比起湖北等省来，真是糟糕得很。”卫荣光操着带有豫中口音的官腔叙述着。 　　张之洞点点头说：“我来到此地尽管时间很短，也已感到压力甚大，正如面对一团乱丝，不知从何理起才好。” 　　“香涛贤弟，”张之洞说得那样诚恳，卫荣光不再以“张大人”相称，称呼的改变使张之洞觉得彼此的关系拉近了许多。“你来的时间不久，才看到一团乱丝。时间一久，你就会知道，此地不是一团乱丝，而是一摊烂泥，易于陷进而难于拔出，至于整治，则几乎无望。” 　　“几乎无望”这四个字，令张之洞心头一颤。 　　“卫大人，您说说山西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山西的弊病第一在穷困。”卫荣光慢慢地说，“历史上，山西原本是富强之地。战国七雄，有三个国家是从晋国分出去的。直到隋末，太原仍是全国重镇，故有李渊父子起兵反隋，造就了大唐王国。唐朝诗文繁荣，山西文人独领风骚，便是明证。到宋代之后，国家重心南移，明代以后都城定在北京，三晋便逐渐冷落下来。除开外部原因之外，山西的被冷落是因为自己的贫困，而贫困首先又是因为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缘故。百姓贫苦，各级衙门税收则少，税收一少，则捐摊就多。这捐摊便成了山西的第二个问题。” 　　阳曲县那个老太婆所诉的就是捐摊苦水，桑治平从晋北回来，也说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官府的捐摊。张之洞皱着双眉说：“第一是贫困，第二是捐摊。贫困多半是老天爷造成的，这捐摊则完全是官府所定。我们为何不可以免去捐摊，以苏黎民？” 　　“贤弟啊，你有所不知。有的捐摊可免，有的捐摊则是难以免去的呀！”卫荣光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张之洞忙从火炉上提起瓦壶，亲手给卫荣光斟满。卫荣光喝了一口，接着说下去。 　　“山西有几个大的捐摊，就没有办法免去，因为这是朝廷造成的。比如说，朝廷每年要山西解平铁八万余斤、好铁二十万斤，这二十八万斤铁，包括脚费在内，朝廷只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短缺费用三万九千余两。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是乾隆初期定的价，到现在已百年出头了。百年里，哪样东西不是几倍的涨价，可朝廷给山西的铁银却一文未增。山西是穷省，藩库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不摊到各州县又怎么办呢？” 　　张之洞在心里沉吟着：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每年三万九千两银子，对于山西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年来都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让老百姓来承受这笔沉重的负担。户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呢？ 　　体质仍然虚弱的卫荣光觉得身上有点冷，他将椅子向炉边靠拢。张之洞猛然想起，随身带来的简单行囊中有吴秋衣所送的四株灵芝，便从行囊里拿出来送给卫荣光。 　　卫荣光仔细欣赏这四株碗口大闪着黑红色光泽的灵芝，知道的确不是凡品。张之洞执意要把四株都送给他，他再三推托不成，最后只得接受两株。 　　“卫大人，您刚才说的铁捐，确实是一项大的捐摊。听说还有一项绢捐，也是民愤极大的。”有这两株灵芝草的效用，张之洞和卫荣光之间的谈话气氛变得更为融洽。 　　“是的。嘉庆时期开始，朝廷便每年向山西索贡绸绢一千二百匹。近十多年来，因为百姓生活苦，绸绢卖不起价，织造绸绢的作坊基本上都改了行，山西交不出这多绸绢，户部则规定少交一匹绢，用十两银子来抵，于是每年又多出这项费用。这一万多两银子，也只得向各州县摊去，这便是绢摊。” 　　卫荣光的精神比刚进门时强多了，他喝了一口茶后又说了起来：“还有一笔大费用，即每隔三年一次的文武乡试，乡试照例由阳曲县承办。办一届乡试至少要三万两银子，阳曲县如何负担得起，只得由巡抚衙门出面，向全省各州县摊派，平均每年要一万两以上。这是几项大的无法豁免的捐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各州县自定的捐摊，加起来有二三十项之多，这些银钱往往都加在百姓头上，百姓怎能负担不重？又怎会不怨声载道呢？” 　　“地里收成这样差，老百姓的银钱从哪里来呢？”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发问。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不种庄稼而种罂粟。废掉粮食而种毒卉，他们不是不知道如此不好，但种罂粟获利是种庄稼的十倍，这叫做逼良为娼。”卫荣光气愤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狠狠地一放。 　　张之洞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那一天，踏进娘子关后所见到的罂粟苗，曾引起他极大的愤恨。他恨山西的农人，怎么如此昧良心，不道德；他恨山西的州县官吏，怎能如此公然容许小民犯禁违法！原来，“嗜利忘义”的背后有它一言难尽的苦衷！ 　　接印还没有几天，他就准备下一道命令给各州县：限令三天内全部铲除罂粟苗。桑治平建议他暂缓下令，待把全省的情况摸清楚后再说。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看来，要铲除罂粟，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得到的事，若官府的捐摊不大加削减的话，强行铲除罂粟也并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张之洞非常感激卫荣光的剖析：“卫大人，看来这废庄稼而种毒卉，就是山西的第三大弊病了。” 　　“可以这样说。”卫荣光点点头，继续他的话题，“此弊病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一是种罂粟虽可赚较大的利益，但毕竟不能果腹充饥，平常年景可以用银钱去买粮食，到了饥荒年，都没有了粮食，拿着钱也是空的，这就是前两年山西干旱而饿殍遍野的原因。二是山西大量种罂粟，造成土药价大大低于洋药价，遂使得吸食鸦片在山西泛滥成灾。” 　　“我到太原这些日子以来，所接触的人大都脸色青黑，身体于瘦，可能都是吸多了鸦片烟的缘故。” 　　“香涛老弟啊，你还不知道，山西吸鸦片已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我的一个幕友这样估计过：乡间十人约有四人吸，城市十人约有七人吸，至于吏、役、兵三种人，几乎十人有十人吸。这个估计虽然有点夸大，但大致也差不多。鸦片烟一定要根除，不然的话，整个山西，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场到民间，很快都会烂掉。老弟，这个事要靠你来办了。” 　　瞬时间，张之洞真有点颓然气沮之感：早知道山西是这样一个污浊之地，真不该来，在京师做个侍郎，不仅事情少多了，而且还可以免去与这多鸦片鬼打交道，眼不见心不烦呀！但很快，他便从沮丧中挣脱出来。他是个禀赋刚烈、好强好胜的人，转念又想：当我张之洞把山西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后，太后、皇上、京师的友朋、天下官员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本事了。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卫大人，您放心南下，我非要把鸦片在山西彻底根除不可！” 　　“好。到底是年轻有为，我已近老朽，这种话就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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