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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桑治平端起茶碗来不做声，慢慢地喝了几口茶，放下茶碗后，从从容容地开了口：“大清国曾有过康、雍、乾三朝的兴旺时期，祖孙三代加起来有一百三十多年之久，可比汉唐的文景、贞观、开元、天宝，而为期之长，又要过之，实为难得。但自从嘉庆初年白莲教闹事以来，朝野就再也没安定过，国势颓败的趋势，从那以后，再也不能遏止。特别是道光二十年鸦片之战以来，战火不息，国无宁日。先是太平军在广西起事，一直打到江宁，十三四年间朝廷和太平军打来杀去，把个锦绣江南毁得如同废墟一般，这中间还杂夹着天地会、三合会、捻子等一起哄闹，直到同治七年捻子全部平息之后，才算透过一口气来。但西北一带回民的骚乱却并没停止，等到前几年左宗棠的大军从关外班师回朝，西北的乱事才可谓勉强止住。看起来西北一隅之乱不关中原大局，其实，源源不绝的粮饷都是从中原运过去的，在西北打仗，与在中原相差不多。这中间还夹杂着一个英法联军打进北京，都城沦陷，皇上北逃。如果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纲纪混乱人心浮动这些老话，来套这四十年来的现况，的确一点不过分。香涛兄，这就是你这个山西巡抚所处的大的时势背景。”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说的都对。我们是生在乱世，我做的是乱世官，乱世中的老百姓都不好做，想要做有所作为官就更难了。” 　　“这是从国势的大处而言，若从小处山西一省而言，情况大体差不多。”桑治平继续说下去，“山西那块地方，十多年前我去过，我由娘子关入的境，一路东看西问地进了太原府。在城里住了半个月，再南下，由榆次到太谷，再到祁县、平遥，经洪洞到临汾，最后过中条山进入河南，去访孟津古渡，渑池旧盟。我在山西省足足盘桓了一个半月。” 　　听说桑治平有这段经历，张之洞兴奋起来，越发感到此去山西非要将他请去不可。 　　“山西贫苦，但更复杂。”桑治平继续说下去，“那时是赵长龄在做巡抚，我沿途所见莫不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沿途所闻莫不是呻吟哭泣怨声载道，到处听说有绿林响马在打家劫舍。过中条山时，我亲眼见到几处啸聚山林的强人，每一处都有两三百人之多，一个个衣衫褴褛而又面色凶恶，真使人又悯又恨。当时，江南还未完全平静，安徽、河南又闹捻子，山西号称完富之省。其实，既不完更不富，内部都朽烂了。只是那些做官的要保住自己的顶子，报喜不报忧，太后、皇上坐在紫禁城里，哪里知道他的三晋子民正在饥寒交迫之中哩。前几年山西大旱灾，据说王粲笔下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象又出现了。这两年可能有所好转，但估计也好不了多少。香涛兄，你这差使领的不是地方呀！” 　　张之洞在桑家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桑治平说的山西省的情形固然是事实，但其他各省又比山西强得多少呢？湖北虽称粮仓，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但做过三年湖北学政的张之洞非常清楚，经过前些年湘军和太平军的混战，湖北元气大伤，不但年年不熟，即使偶尔有一年熟了，连湖北本省民众都不能满足，何况天下！四川也比湖北好不了多少。天府之国的钱粮，因江南战事淘空得差不多了。至于吏治的腐败，官民之间对立的情绪，东乡之案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要想做一个轻松太平的巡抚，眼下十八省怕是找不出一个省来。 　　张之洞苦笑着说：“朝廷所差，身不由己呀！山西再贫瘠，我也只得去赴任了。” 　　“我帮你出个主意，可以让你躲开这个差使，另谋优缺。”桑治平眨了眨眼睛，狡黠地笑着。 　　“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你可借生病为由，请假三个月，礼部侍郎王世民已病人膏肓，大概在这一两月内便会出缺。那时你再请醇王帮帮忙，调一调，不去太原，而补王世民的缺。如此，则可免去一项苦差而获得一优缺。你数任学使学政，一向以词臣言官闻名于世，补礼部的缺，正可谓人地两宜，今后仍可以一边做官，一边吟诗作文，不失文人本色。” 　　“仲子兄此言差矣！”张之洞正色道，“古人云，士大夫于进退之处，当谨慎自重。我张之洞一生清白狷介，于自身进退之处光明磊落，不愿也不屑于玩弄此等小伎俩。上个月醇王召见我，问我若有巡抚与侍郎两者可选的话选何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愿选巡抚。不是不知道巡抚苦累而侍郎优裕，乃是愿为国为民做几件实事。早在进翰苑之初，我就对子青老哥说过：平生志趣，雅不以文人自命。文人清高，自娱有余，若幸而有几篇诗文做得好的话，不仅可享誉当时，还有可能传名后世，但究竟于国于民实效不大。倘是命运不济，不得实职，也只得如此了。我今日幸而得到太后、皇上器重，外放一方巡抚，且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岂可因所赴之地贫瘠艰难而止步？仲子兄，实话对你说，只要能为山西百姓办成几桩实事，给山西百姓带来实惠，我日后就是累死于三晋，也心甘情愿，决不后悔！” 　　“好，志气可嘉！”桑治平击掌赞道，“香涛兄之志与桑某不谋而合，刚才的话，不过戏言耳，请万勿记在心上。关于履任后的打算，你有没有好好想过？” 　　“实话告诉你吧，我奉旨才几天，内人便因难产而去世。遭此不幸，方寸迷乱，故这一个多月来根本无心思考履任后的打算，我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听到这话后，桑治平心头一沉：人生祸福真是捉摸不定。他知道遇上这等不幸之事几句安慰话并无补益，不如不说，只以沉默来表示心中的同情。 　　过了好长时间，桑治平才开口：“陶渊明说得好：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嫂夫人该去就让她去吧！生者活在世上，该做的事也还得要去做！” 　　“也只能这样想了。”张之洞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句。 　　“你请我出来为你佐幕，这是你相信我，我很感激，惟其如此，才更须坦诚相待。我要对你说句老实话，我这二十年来差不多已抛开了儒学，我习的乃是杂学，兵家、阴阳、墨、道一并看重，尤重管学即管子之学，爱读《盐铁论》，奉管子、桑弘羊为宗师。从名教角度来看，我乃野狐禅一类，不为正统士人所齿。你是清流名士，或许难于接受，与其日后不欢而散，不如今日先挑个明白，行则共事，不行则各不相干。” 　　以儒家信徒自居、以圣人名教为性命的张之洞，乍一听到这番话，颇出意外。不过，他到底不是倭仁、徐桐那样的迂腐理学家，稍停一会儿，他说：“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桑弘羊创平准均输良法，都是一时之大才，奉管、桑为师，也并非不好。你不妨详细说说你的看法。”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变，近两千年来的一家独霸，这对巩固皇权统一人心或许有利，但却扼杀学术压制人才。尤其不好的是，儒家发展到后来成了一门空疏之学，虚伪之学，与孔子当年的学说相差甚远，与国计民生更是毫无联系。依我看，中国沦落到今天国弱民贫的境地，寻根溯源，便要追寻到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霸道国策上去。” 　　张之洞用心听着这位隐逸者的独特议论，注意到他并没有攻击孔子的学说，只是指责西汉以后的儒家学派，这与全盘否定周公孔孟还是有区别的。 　　“天底下国与民的事，《管子》一书开宗明义就讲清楚了。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说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一部《管子》反复陈述的就是这几层意义，而这几层意义则揭开治国治民全部奥秘。也就是说，为政者的所有作为，最终的结果都要落实到百姓的头上，即使百姓快乐。快乐在于富有，富有在于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才知礼节荣辱。而二千年来的所谓儒学只讲礼节荣辱，不讲衣食财富，完全颠倒了本末。香涛兄，在我看来，中国之误，误在从政者只重虚不重实，只重末不重本。这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又如何能把国家治理得好？” 　　张之洞心想：他的话虽然偏颇了些，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士人的兴趣确实重在礼义廉耻上，对农工商不屑于过问，特别是宋明以来，更大谈心性命理等等，越谈越玄，越谈越空，故后人批评宋明亡国就亡在空谈上。诚如管子所说的，礼节荣辱建立在仓廪衣食上，尤其是乡间农夫市井小贩，他们不懂诗书胸无大志，吃饱穿暖才是他们的追求。过去做学政，做翰林，打交道的是士人官吏，他们都衣食无忧，自然有心思谈礼节谈荣辱。现在去做巡抚，钱粮赋税肃匪办案，桩桩件件都是与小民打交道。小民求的是温饱，巡抚又怎能不去关心他们的温饱？ 　　想到这里，张之洞说：“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话极有道理。做牧民之官，应时时记取这两句话，让百姓足衣足食。其实，圣人之教也很注重这方面，孟子说黎民不饥不寒，不王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讲为政者当顺民心，使百姓有吃有穿。” 　　桑洽平面露欣色说：“香涛兄果然是明理达事的人，如此说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依我看，你此去山西应重在为百姓谋实利，也就是说为百姓的丰衣足食而努力，要用三五年的时间，使三晋百姓富足起来，如此你张香涛才是一个好巡抚；至于具体如何富民裕民，到达山西后再从容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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