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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裕祺是个蒙古人,捐纳出身,在海州分司作了八年的运判。此人完全置国法于不顾,凡能谋财之路,他一条都不放过,仅仅八年,便在海州盐务中捞取了六七十万两银子。裕祺有一绝招,为其他盐官所不及。每年开春时,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滞销为由,压低食盐收购价,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凑集三四万两银子给他,千求万求,他才再出一张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怜恤灶丁为由,将盐价恢复过来。就这样前后两张告示,几万两银子便入了他的腰包。引商、池商无不对他恨之入骨。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与僧格林沁有点瓜葛关系,便自称僧王是他的表哥。僧王是当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岂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们虽不清楚他的底细,见他说得有根有叶,哪个不怕他三分!便都乖乖地听任他的盘剥。

  今年他故技重演。池商们早已作好准备,凑了三万两银子给他,他不收,无奈又加一万,他仍不收。原来,裕祺看中了一个池商以八千两银子从南洋带回来的一串真琪楠朝珠。这挂朝珠以碧犀翡翠为配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之外。裕祺的仆人将这个消息透露后,池商们只好又凑集八千两银子买下这串朝珠送给他。他这才贴出第二张告示:盐价照旧。

  曾国藩想,裕祺贪婪如虎,就是杀头亦不过分,先惩办他不会错;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么亲戚,抬出僧王来作威胁。曾国藩早就与僧格林沁结下了无名积怨,还正好可借此敲一敲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亲王哩!

  曾国藩先派薛福成悄悄地到海州去,将情况查实,要他联络几个池商,以他们的名义写一份状子告上来。海州池商们听说曾大人要整裕祺,个个踊跃,将裕祺的罪行统统揭了出来。年少气盛的薛福成对这个贪官恨不得食肉寝皮,他把平生做文章的本事都拿出来,花了三天三夜,扎扎实实地写了一份状子。曾国藩看了这份状子后,立即派巡捕拿了令牌前去海州,将裕祺拘捕归案。又派彭寿颐暂署海州运判,清查海州分司历年帐目,把裕祺贪污数目查清后再抄家。

  当彭寿颐和督署巡捕来到海州,宣布两江总督的命令,锁拿裕祺,查封裕公馆时,海州盐场无论引商、池商、灶丁以及附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件事很快传遍两江三省,官场为之一震。

  裕祺事先毫无准备,临上路时,把弟弟裕祥叫到一边,暗中吩咐:不惜耗费巨资,也要设法打赢这场官司,万不得已的时候,将他平日所记的另一本帐拿出来,进京找僧王府,请僧王出面,与曾国藩见个高低。

  裕祺押到江宁后,曾国藩亲自审讯了一次。裕祺不承认他有受贿贪污的事,至于压价复价,原是为了打击池商的嚣张气焰,逼他们出血,而这笔款子全部用在浚通运河、修缮盐场上去了,他并没有贪污。曾国藩不与他争辩,将他暂且拘押起来,等彭寿颐清查后的结果再说。

  与此同时,裕祺的弟弟裕祥也在紧张地活动。裕祥首先打点了一包珍宝,来到扬州找都转盐运使司运使忠廉,求他在曾国藩面前说情。

  忠廉是裕祺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非比一般。忠廉是满人,平生最好的是吃。来扬州后,看中了春末夏初扬子江的鲜鲥鱼,常以市场上买的不够鲜美为憾。裕祺于是在江上雇了几个打鱼的老手,专门划着小船在焦山附近急流中张网,船上架一座小火炉,炉上置一只银锅。网上鲥鱼后,就在船上剖杀,然后置于银锅内用温火炖,同时猛划双桨,直奔扬州城。银锅到达都转衙门时,鱼也恰好熟了,香气四溢。裕祺这个马屁正好拍到点子上,忠廉十分欣赏,虽知裕祺为官贪墨,民怨甚大,也不理不睬,任其所为。

  当时,忠廉接到裕祥送的礼物,打量着如何为他说情。忠廉心里清楚,裕祺虽贪婪聚敛,但还不是第一号的。两淮盐场共有二十三场,属于淮南者,通州分司辖有九场,泰州分司辖有十一场,海州分司所辖的只有淮北三场。与通州、泰州相比,海州分司辖地最小,能够勒索的对象自然也最少。裕祺曾亲口对他说过这样一桩委屈事——

  那年裕祺到通州运判阿克桂处作客。阿克桂摆阔,从裕祺停舟处起到公馆这段路全铺上猩红哈喇呢,长达五里,夹道架设灯棚,夜行不秉烛。公馆雕梁画栋,丽如仙阙。一连三天,天天以山珍海味、歌舞大戏招待。席上,阿克桂问裕祺:“你看我这里还有哪些不如你的意?”裕祺想了很久,找不出瑕疵来,最后鸡蛋里挑刺似地说了两句:“都好,就是花厅地砖纵横数尺,类行宫之物,恐招致非议;另书房外池塘鱼游水清,若再添满塘荷芰则更美。”阿克桂不作声。两个时辰后,再邀裕祺在他公馆内外走一圈。但见花厅全部换成一尺见方的水磨青砖,池塘里满目荷花盛开。裕祺既惊讶不已,又觉得阿克桂太在他面前逞强了。他有一种被奚落感。

  现在曾国藩整顿盐务,先不整阿克桂,却拿裕祺来祭旗,他为裕祺抱不平;同时,他压根儿就反对整理盐务,因为整来整去,势必要整到他的头上。不过他也知道,这个前湘军统帅是一个典型的湖南蛮子,要他放弃自己的想法屈从别人,确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忠廉在扬州衙门里想了几天后,还是乘船来到了江宁城,他素知曾国藩不受苞苴,故一文钱的礼物也没敢带。

  “大人,裕祺以压价复价的手腕,从池商手里敲银子,当然做法不妥当,但这不是他的发明,历任海州运判都是这样干的呀!”

  忠廉年纪与曾国藩不相上下,高高瘦瘦的,背微微有点弯曲。曾国藩通过幕僚们的调查,知道忠廉并不廉,不过比起前任来还算有点节制。两淮盐运使,论品级虽只是从三品,论职守却是天底下头号肥缺,不是一般人所能捞得到的,凡当过几年运使的,没有不发大财的。忠廉当了三年两淮盐运使,聚敛的财富还不算太多,手段也不太刻毒,官声尚可,曾国藩对他也还客气。

  “忠盐司,鄙人也知历任海州运判都有些劣迹,但咸丰十年之前,鄙人不任江督,管不着,进江宁城之前,忙于削平长毛,无暇管,现在我有功夫来办这事了,难道我能眼看他如此胡作非为而不过问吗?”曾国藩靠在太师椅上,两只手松松地握着扶手,神态安详地说。对忠廉的说情,他是早有准备的。

  “鉴于这个背景,我想请大人对裕祺的处罚予以从宽;且他把这笔银子用于维修运河,有利盐船航行也是实情。我作为他的上峰,这个情况我清楚。”

  “他拿出多少银子修运河?”曾国藩问,两眼逼视忠廉。

  忠廉事先没有与裕祥商量好,一时答不出来,眼珠转了两下,说:“总在二十五万左右吧!”

  “他自己说有五十万,你这个上峰隐瞒了他的功劳啊!”曾国藩嘿嘿冷笑两声,忠廉的背脊骨被他笑得发麻。“裕祺口里总是喊着修运河,也的确修过两次,但这些钱都是引商们出的。他的任上前前后后引商们出了五十万两银子修河,其实用于河工的不足三十万,其它的都进了他的腰包,而海州段运河至今没有修好。忠盐司,你看看这个吧!”

  曾国藩从抽屉里抽出一大叠信函来递给忠廉,冷冷地说:“这些都是引商们告的状子,你带到驿馆里去细细看吧!”

  这一大叠信函,犹如一排开花炮弹,把忠廉打得败下阵来。他喘了一口气,说:“看在裕祺这些年辛苦操劳,每年为国家收了近百万两盐课的分上,酌情让他赔几万银子,给个革职处分算了,再莫交部严议抄家了。”

  “忠盐司,像裕祺这样的人,仅仅革职,赔几万银子,处罚太轻了。法不重,则奸滑者必怀侥幸之心。忠盐司为官多年,这个道理想必明白,鄙人也无需多说。他究竟贪污了多少,我正在派人查核,不会冤枉他。忠盐司盐务繁忙,也不必在江宁呆得过久,明天就请回扬州去吧!”

  这道冷冰冰的逐客令,逼得忠廉再不能多说话,只得讪讪退出。当他将此事告诉专在扬州候信的裕祥时,前海州运判的弟弟对求情一着失望了。

  这是忠廉回扬州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同往常一样,夫子庙迎来了它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秦淮歌舞,素以夜晚为盛。

  灯火璀璨,月色朦胧,在灯月之中,这条注满酒和脂粉的河被一袭五色轻纱所笼罩,歌女画舫比白日更显得艳丽媚人,河水变得愈加温柔,就连那袅袅丝弦声也格外动听。一到黄昏,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位于河边的夫子庙更是游人驻足观赏的好地方。

  夫子庙还正在修复之中,赵烈文有一个压倒前人的宏伟计划,完全实现这个计划要一段时间。旧址上到处搭起了临时营业的简易棚子,以卖茶、卖酒、卖小吃食的居多。空坪上常常有一圈圈的人围着,那多半是走江湖跑码头的人在卖艺卖药,骗几个钱糊口。更多的像狗窝似的棚子里,住着的是从苏北、皖北逃荒来的流浪者。此处人多店多,比起别处来,混口饭吃容易些。这里正是所谓重新回到朝廷手中的江宁城的缩影: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百业复兴,其实是污泥浊水混乱驳杂,绝大部分人饥饿贫困,如处水火,极少数人纸醉金迷,荒淫享乐。歌舞场中隐血泪,繁华窟里藏污垢,当时各大都市皆如此,从剧变中刚趋稳定的江宁城,这个特点更为显著。

  夫子庙西侧丝瓜巷里有一处小小的鸟市,几个半老头盘腿坐在地上,每人面前摆几个竹编笼子,笼子里关着四五只鸟儿。这些鸟有的羽毛鲜美,啼声嘹亮,上上下下地跳个不停;也有的毛色暗淡,呆头呆脑的,并不起眼。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一只浑身乌黑发亮、无一根杂毛的凤头八哥,对着眼前一位佩玉戴金的富家公子,用生硬的人声呼叫:“少爷,少爷!”

  少爷伸出一个手指插进笼中,逗着八哥,笑着说:“叫罗二爷,罗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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