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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

　　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

　　“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

　　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作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毓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作一番秘密查访。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

　　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錱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錱、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前，王錱宣示张义山鱼肉百姓的罪恶，并当场将这个团练副总一刀杀了，鼓动征义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国藩这套软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义堂被打垮了，周国虞兄弟不得不带着一批骨干撤离野人山。

　　这是省城大团成立以来干得最得意的一桩大事，王錱、李续宾等人满心想得到省里各衙门的表扬，却不料长沙的反应甚为冷淡。曾国藩心里虽不高兴，但并不跟骆秉章谈起这事，就连左宗棠面前也不提及，仍旧每日办理匪盗案件，并将精力转到操练勇丁上。

　　曾国藩痛感教官缺乏。王錱、康福、李续宾、彭毓橘等人虽武艺超群，但都任务繁重，不能以全副精力教练团丁。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摹，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一天下午略有点空闲，曾国藩正和康福饶有兴致地对奕，荆七进来说：“大人，去年在岳阳楼上见面的那个杨载福来了。”

　　“快请他进来！”曾国藩喜出望外，一边叫康福收棋，一边已迈步向门外走去。

　　杨载福一进门来，便跪下磕头行大礼：“曾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上次岳阳楼上多多冒犯，请大人海涵。”

　　曾国藩亲手扶起杨载福，乐呵呵地说：“什么冒犯，说哪里话来！我能在洞庭湖畔结识足下，实为有幸。这一年来，足下可好？”

　　曾国藩上下打量着杨载福，见他身穿一套绿营军官衣服，便又问：“足下在哪个营做事，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杨载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去年蒙大人给我指明出路，第二天，我便将排上事安排好，带着大人写的荐书，到长沙投奔骆抚台。骆抚台问我：‘曾大人是你什么人？’我说：‘曾大人与我非亲非故，得荐书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骆抚台问我荐书怎么来的，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骆抚台说：‘你这个毛头小子，你知道曾大人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骆抚台说：‘曾大人是当今礼部侍郎，因回家奔丧，让你给有幸碰上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起大人的确说过回家奔母丧的话。

　　骆抚台把我留在抚标右营。见我武艺尚可，今年初，提拔我当了个外委把总，派我到辰州协训练新兵。前几天才回长沙来交差。昨日在街上见到大人出的告示，方知大人在省里办团练。今天特地请了假，来拜谒大人。”

　　曾国藩见杨载福不负推荐，很是高兴，说：“足下这一年来长进很大，又有了训练新兵的经验，我想请足下到大团来训练勇丁，足下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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