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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杨度这番出自内心的表白，令孙中山感动：“皙子先生，你的信仰和处境，我很理解。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也就不必太多追究了。我素来主张革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认识了，什么时候再参加革命，革命阵营都是欢迎的。革命之事，最难得的是认识透彻。《尚书》里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的是认识容易，行动艰难。这话不对。后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知行并举。王阳明也没有深刻认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在民国七年出版的《孙文学说》中提出知难行易之说，当时颇遭不少人的非难，现在党人同志中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苦心。皙子先生，你的这个举动再次为知难行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你为中国的出路苦苦探索了二十余年，一直惑于君宪的学说，不能赞成共和的主张，可见知是何等的艰难；一旦认识了，便能很快付诸行动，为革命出力，可见知后之行是容易的。” 　　孙中山四五年前著的《孙文学说》，杨度也曾浏览过。他对“知难行易”的观点并不能完全接受。他认为这个说法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不能解释全部。《尚书》的观点也应作如是看。倒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比较可行。但是今天孙中山引用他的思想转变作为阐述自己学说的例子，又的确很贴切。杨度不得不佩服孙中山过人的机敏。他痛快地说：“孙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诚如你刚才所说的，君宪已经过三次失败，证明不能实行于中国。这一点，我们那年在永乐园的争论已成定论；共和一定会取得胜利，这点也是定论。不过，”孙中山目光注视着杨度，停了片刻，继续说下去，“革命还并没有成功。民国八年，北京发生了五四事件，各地学生代表汇集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我那时也在上海，联合会成立后，我到他们那里去演讲，鼓励学生们不要怕挫折，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时有个北大的学生领袖站起来对我说，孙先生，你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你的革命只是把大清门的牌匾换成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要进行彻底的革命。当时不少人认为这个学生领袖狂妄，至少是不懂礼貌，但我不这样认为。我立即回答他，你的话说得很对，我的革命一不彻底，二不成功，我和你们一道彻底革命。学生们听了我的话都鼓掌。散会后我又找到那个北大学生领袖，对他说，你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倘若我的革命早有你们这样的人参加，一定成功了。” 　　孙中山这种乐于接受批评的领袖气度和对年轻人期望甚大的长者风范，令做了五六年虎陀禅师的昔日政治活动家钦敬不已，心里说：有这样的领袖在，民主共和的革命事业是会成功的。 　　“孙先生，你刚才说不久就要回到广州去。请问，你到广州后将如何进行你的革命事业？”与那年东京永乐园晤谈时相比，彼此之间的地位，毫无疑问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时都是流亡异国的政治家，都是坚持自己主义的一派政治力量的领袖。现在，无论是讲实力，还是讲信仰，客观现实明摆着，彼此已不可能再平行了。杨度完全是以请教的诚意向孙中山发问的。 　　“皙子，我告诉你吧，我这次回广州后将有一番大的举动，中国革命的高潮将又一次到来。到时，国民革命将在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下，指挥着完全属于自己的钢铁军队，再次北伐，彻底扫除祸国殃民的军阀政客，统一中国，澄清政治。全国人民都将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按五权宪法办事，一个独立、自由、完整、安定的崭新的中国，很快就要出现在东方，屹立于世界！” 　　孙中山说到激动时，霍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插在西服裤袋里，一只手在有节奏地挥舞。杨度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这位流落上海的南方政府大总统：快到六十岁了吧，几十年没有休止的艰苦奋斗，无以数计的错综复杂艰难棘手的军国大事，显然已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与东京会晤时相比，他的头上已增添了不少白发，脸孔也变得削瘦苍白，但精神却跟当年一样的健旺，尤其是这种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乐观的气概，不仅没有因屡遭挫折而减弱，反而比过去更为闳阔，更为雄壮。杨度深觉自愧不如。孙中山要扫除一切军阀，曹锟自然也在扫除之列，孙曹联合的计划，不知他有无兴趣。 　　“孙先生，你刚才说的前景，我想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盼望着它早日来到。”杨度望着孙中山试探性地问，“扫除所有的军阀，自然是干净彻底，但要带来长时期的流血战争，假若现在曹锟愿意与你合作，诚心推举你出来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则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厮杀搏斗，使人民早得安宁。你愿意接受吗？” 　　孙中山将茶杯托在手中，沉思一会儿说：“曹锟不是革命者，他的内部也太复杂，很难把他们当作改造中国的力量来使用。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与曹锟联合，则可以使中国的统一早日来到。如果曹锟与他的部属真正有诚意的话，我也愿意与他商谈合作的事。” 　　“好！”杨度高兴地说，“世人都以为我现在是只读佛经，不问政治。其实，自从通过游说曹锟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在当今乱世中，超度一个军阀，胜过超度一万个百姓。所以，曹锟聘我为高等顾问，我接受了，吴佩孚要与我谈禅，我更乐意，我要用我的无我宗来净化他们的灵魂。” 　　“皙子，你真了不起！”孙中山禁不住打断杨度的话，“你习佛习到这一步，所积下的功德，真是连释迎牟尼、观世音都比不上了，怕的是曹、吴这些人贪婪的灵魂难以净化。” 　　“尽力而为吧！”杨度颇为自信地说，“孙先生如果相信我的活，我愿意在南方政府与直系军阀中周旋，促使孙曹联合，南北统一，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事。” 　　“你办这种事情的才能，我是相信的。辛亥年南北之间由对立到合作，你是出过不少力的。”孙中山坐下来说，“曹锟聘你为高等顾问，我委任你为我个人的特使，今后你可以代表我本人与曹锟、吴佩孚等人商谈和平、统一等事情。皙子先生，不知这个身份委屈了你没有？” 　　杨度忙说：“孙先生如此信赖我，真使我感动。能做孙先生的特使，这是我杨度的光荣，我愿以我的下半生为孙先生的革命事业效力。” 　　“好，就这样说定了。”孙中山举举茶杯，做了一个祝贺的姿势。“皙子先生，除调停南北合作等事外，我还想委托你做一件事。这件事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什么事？” 　　“我想请你写一部中国通史。你的学问文章是当今所公认的，你研习佛经已经多年了，可以暂时停一下，腾出时间来继续两司马的事业。研究中国的历史，无论对于学术而言，还是对于现实的革命斗争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由你来做这件事，是最合适的了。”孙中山说到这里，起身走进客厅左侧一间小房子，从里面拿出一叠装订成册的书稿来，说，“这是一本新疆游记，作者名叫谢彬，字晓钟，是你的同乡，湖南衡阳人。他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在新疆阿尔泰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写了这部三十万言的大书，送给我看，要我给他作篇序言。我翻看了一下，的确写得不错。我们中国尚有不少类似阿尔泰这样资源丰富而未开发的地方，若都加以开发，中国一定会很快富裕起来。我经常对我们党内同志说，有志之士，应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谢晓钟写了这部好书，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他本人亦可称之为有志之士。若你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做的事就比谢晓钟的事更大了。” 　　孙中山这番话给杨度很大启发。早在日本留学时代，梁启超就说过，一部二十四史，等于帝王将相的家谱，要不得，中国的历史应该重新写过。是的，现在有时间了，何不就来做做这件事呢？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书稿，边翻边说：“我早就有写中国通史的念头了，经你这一提醒，我想是应该抓紧时间做了。” 　　孙中山说：“你先翻翻这部书稿，过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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