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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杨度说:“我们先在学术上研究,发动大家来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赞成也行,反对也行,各抒己见。”

  “在学术上讨论讨论,那倒不是不可以的。”严复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折扇,打开来轻轻地摇着。“我向来主张学术上要宽松。战国时期就是因为环境宽松,才有诸子百家出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说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己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的心态。定下君宪制后,我们再来商讨谁为君主的事。我看袁项城固然可成为候选人,孙中山、梁启超、黎元洪、徐世昌,甚至严老先生您,都可以成为候选者,到那时再取决于国民的、公意。”

  严复笑起来了,说:“皙子先生你真会说话,老朽连官场都不愿进,还想做皇帝吗?老朽最相信曹孟德那句话,做皇帝等于被架到火炉上受燎烤,那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当然,老朽不想做的事,天底下想做的人多得很,那时再看天命属于谁吧!”

  杨度说:“老先生这话最是说得好,天命不可违。天命属于谁,我们就尽力拥戴他;天命不予,强推也是空的。”

  严复说:“皙子先生,今天话说得很多了,我也累了,要休息了。你们如果硬要老朽参加你们的团体,那就列个名。一不过我得事先声明两点:一是我决不做什么理事长之类的头领;二是你们开会也好,其他活动也好,我都不参加。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老朽重病在身,无力应付,尚望各位见谅。”

  杨度起身说:“老先生肯列名,已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国家的大幸了。至于其他一切,我们都完全遵照您的意见。”

  孙毓筠游说刘师培的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是一拍即合。刘师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是个图实利不重节操的人。他在北京虽有许多头衔,却无一实职,著书立说又卖不了几个钱,经济上比较拮据。刘师培的老婆爱交际好打扮,花费很大,常抱怨丈夫没本事,使得她在人前人后无脸面。

  刘师培这些年是够气沮的了。他十八九岁便投身政治,前前后后弄过不少名堂,先是醉心秘密暗杀,后来又参加革命排满,再后来又办社会主义讲习所,最后又鼓吹无政府主义,皆一无所成。他与别人共事也难以协调。他与章太炎因为既是革命者又是学问家,原本很好,后来因为章说了他老婆的闲话而两人闹翻了。他对孙中山起先很是尊敬,不久又参与倒孙活动,大肆对孙进行人身攻击。他很早就参加光复会,以后却又和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大闹别扭,甚至暗中对陶进行盯梢侦察。到了最后好不容易看准了端方,谁知端方死于非命,自己也冤里冤枉地被关了起来。

  有认为负绝世之才,混迹政界十多年,却一无所得,眼见别人个个高宫厚禄趾高气扬,刘师培已够自惭了,经老婆这样一抱怨二奚落,他更加颓丧。孙毓筠一说起筹安会,刘师培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在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了,而袁的皇帝是一定可以做得成的,到那时新朝建立,论功行赏,至少可以入阁做个实权在握的总长。刘师培满口答应。他只提一个要求从筹安会开办费中预支五万银元,他要用这笔钱去讨好自己漂亮的老婆。孙毓筠说这好办。刘师培便这样进了筹安会。

  比起刘师培来,李燮和的进入,则让胡瑛多费了些口舌。

  李燮和曾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和激烈的反袁派。早在十一年前,三十刚出头的湖南安化人李燮和参加了黄兴的华兴会。华兴会失败后,李燮和流亡上海,结识了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不久李去了日本,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刘道一等人发动萍浏醴起义时,李燮和与胡瑛、孙毓筠一样也回到国内,准备参与这次起义。起义很快失败了,他辗转去了南洋。在南洋以教书为业,并在华侨中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中,光复会南洋支部负责人李燮和也积极配合倒孙。广州起义中、李燮和捐弃前嫌,热心为黄兴募款,并回国欲参加起义。但起义旋告失败,他逃回湖南老家。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受黎元洪之命,他前往江南策划湘籍军警起义。

  李燮和与上海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一起发动上海起义。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他原以为可当上沪军都督,却不料此职被陈其美夺去了。李愤而去吴淞,自称吴淞分府都督,不受陈其美的辖制。那时江苏一省同时出现五个都督。章太炎建议李去都督号,改称光复军总司令,李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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