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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得到了父亲的赞同，大公子兴趣大增：“我想这事叫杨皙子去做。” 　　“杨度这个人书呆子气太重，何况他已改变了过去的君宪主张了，现在又退回去，也不知他愿不愿意干。” 　　“他愿意干。”袁克定兴奋地说，“杨皙子的书呆子气是重，但他的官瘾更重。我跟他开玩笑，说帝制成功了，让他做宰相。他这段时期真的就以房玄龄、杜如晦自居，好像已经做了宰相似的。” 　　袁世凯笑了笑说：“杨度聪明，但有点聪明过头了。情绪易波动，兴致来了，热得可以烧开一壶水；兴致去了，冷得可以结成一块冰。上次让他住进纯一斋，他以为是要当国务卿了，每天给我上一个条陈。后来菊人做了国务卿，据说他关门谢客一个多月。杨度用用可以，当宰相不行，他不是大器之材。” 　　“父亲教导的对。像杨皙子这样的人才多得很，哪里就真的让他做宰相了。”袁克定说，“父亲刚才说的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我不出面，这事由你去办。不到万事俱备，我不会公开宣布接受帝制，而且我还得时常否认有帝制自为的想法。这点你明白不明白？”袁世凯盯着儿子问。 　　袁克定没有父亲纵横捭阖的才具和吃苦耐劳的习性，却学到了父亲机巧权诈翻云覆雨的手段，对父亲的这第二点他心领神会，忙说：“父亲考虑的是。这件事，父亲完全不要出面，由儿子指使杨皙子、梁燕孙他们去办。到时候，父亲只管登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就行了。” 　　父子俩心心相印地谈了大半夜，为未来的袁氏王朝勾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事情果然如袁世凯所料。不久，就是这个日本公使日置益，再一次面见袁世凯。这次他给袁世凯带来了一份礼物——他和他的政府所拟定的《中日友好条约》。 　　袁世凯将条约草本翻看了一下，条约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规定日本享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其他国家不能再插手山东的事。第二号七条，规定旅顺、大连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均延九十九年。第三号二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岸、岛屿租让给他国。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全部条约共二十一条。 　　袁世凯看完这二十一条后，脸色大变。他清楚地知道，同意这个二十一条，就意味着同意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他自己就变成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 　　日置益从袁世凯的脸上已看出他内心的为难，微笑着说：“大总统先生，日中两国亲善友好，这是贵我两国的共同愿望，但友好是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的。敝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大总统先生在贵国恢复帝制，大总统也应该为敝国提供一些方便。倘若大总统不能签订这个条约，那只能说明大总统先生不要日中友好。如果这样，我们大日本皇军将奉命用武力来获取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日置益的话再露骨不过了。假若不同意这个条约，不但不能取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而且还会导致日本向中国宣战。日本的军事实力，强大得连德国、俄国都不是对手，更何况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前车之辙，袁世凯记忆犹新，李鸿章正是因此而弄得晚景萧条。若是一旦再与日本开战，他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北洋军队就将被日本彻底打败。没有了这支军队，他袁世凯将凭什么统治中国？他的仇敌国民党一个早晨就可以将他驱逐出中南海，把他五花大绑推上断头台。不能得罪日本！ 　　袁世凯正想表示接受这个二十一条时，转而又想，如此自己不就变成出卖主权的卖国贼吗？千秋万代让后人骂自己是秦桧式的人物，也是极不光彩的。他将条约再看了一下，细细地想：一、二号的十一条都是前清签订在先，不过是转换国家和延长期限，罪过不大。第三号中日合办公司，不能算卖国。只是第四号、第五号中的八条有点太过分了，简直是将整个江山都交给了日本，这件事不能做。对，跟他们讨价还价，有限制地签订。 　　想到这里，他对日置益说：“这是一件需要磋商的大事，请贵公使先和我国外交部商谈吧！” 　　正当日置益与中国外交部秘密商讨此项条约的时候，一家美国报纸获知这个消息，率先公之于报端。中国人民得知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向政府提出严厉责问，并很快在全国发起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连北洋军内部也对此事表示不满，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军事长官发表通电，请缨为国御侮。 　　袁世凯一面公开辟谣，一面绞尽脑汁，设想万全之策。他最后指示外交部将第五号七条与本项条约脱离，日后再议。第四号一条改为中国政府在“巩固国防建议案”中宣布。经过反复商讨，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案。五月九日这一天，算是中日双方都认定了这个“友好条约”。 　　先一天，袁世凯召集了政府高级官员们，把条约讨论的过程告诉他们。他在会上声泪俱下，一副万般无奈为国委曲求全的模样，表示决不做亡国之民，要求全体官员都把这次条约的签订视为中国的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会后，他又将这次讲话写成两道密谕发给各省文武长官，叫他们不要忘记五月九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又授意丁佛言撰写题为《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存放于山东。袁世凯对身边的人说，这次我们吃了大亏，将来翻了身，再公开发行这部书。 　　袁世凯的这番精彩表演迷惑了一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却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大家都把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把袁世凯定为卖国贼。在日本的中华民国的真正缔造者孙中山，通过此事更加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组建中华革命党来代替已经分裂的国民党，决心彻底推翻这个卖国的袁世凯政权。 　　在国内外中国人的一片指责反对声中，袁世凯反倒更认识到独裁专制的重要，他和一心要做太原公子的儿子心贴得更紧了，决定尽快推行帝制。 　　这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的论文，提出世界国体实以君主为优的论点，又着重论述了中国非行君主制不可的原因。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政治学家，公然认为民主不如君主，这对刚刚离开君主尚只有三四年的中国遗老遗少们来说，无疑是一帖强有力的兴奋剂。一时便有不少人，或公开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鼓吹还政于清室，掀起一股复辟清朝之风。 　　国史馆编修、王闿运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得意门生宋育仁在这股复辟风中最活跃。肃政厅的官员们弄不清这股风究竟源于何处，他们只得公事公办，上个建议，要求弹压复辟谬说。还政清室本不是袁世凯的意图，于是他把这个建议批给内务部查明办理。内务部便依令查办宋育仁，做出“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原籍，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决定。就这样，宋育仁被递解出北京。 　　内务部调查处分国史馆的编修，居然连国史馆长也不打个招呼，令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心里极不愉快。送宋育仁离京的时候，王闿运握着门生的手，老泪纵横，令所有送行的人怆然。王闿运由此而对袁世凯更增一分反感。 　　驱逐了宋育仁后，复辟风一时沉寂，报上又大谈起拥护民主共和来。袁克定见此情景不对头，给杨度出个“君宪救国”的题目，要他就此作一篇大文章。为便于更好筹办帝制，袁克定又送杨度一所房子。这所房子位于宣武门边的石驸马大街上，是上下两层的西式洋楼，很是宽敞阔绰。此时恰好黄氏刚生一个女儿，亦竹又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家里又是请奶娘招呼，又是请裁缝给婴儿做衣服。静竹老病复发，医生也常来号脉送药。槐安胡同一片人马喧腾。杨度正思觅一个安静之处，遂欣然接受。 　　房间里的一切都布置得好好的，袁克定又将自己以前用过的一个漂亮小厮安排在这里，照顾杨度的生活起居。杨度觉得住在这里很惬意。他早就想写一篇大文章了。过去钻研多年的君宪，本就有许多话要对国人说，再加上这几年实行共和以来混乱的政治秩序，更为中国的君宪制提供了许多有力的反面佐证。无论是为国还是为己，作为一个研究有素的宪政专家，杨度觉得面对着中国国体这个大问题，自己应该有比洋人更为深刻透彻的分析。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选择何种体制都没有一份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得仰仗洋人的鼻息，岂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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