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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战火已起之时，势不两立者，必定鼓动以暴力对暴力，其结果只能给国家带来内战之祸，置百姓于水火之中，启列强瓜分吞并之心。主义可贵，但国家和人民更可贵，不能将主义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第一种选择他不愿采取。 　　假若换一个功名事业心淡泊，只想做研究政治学的书生，，或者是年高体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者，因为所抱主义不同，他可以不卷入争斗漩涡，退而在书斋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或者连名山事业也不做，隐居山林，混迹于渔樵之间，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杨度不是那样的人。 　　帝王之学的忠实信徒，其内心深处有一股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躁动。他自己很清楚，这股渴望建立功业之心要超过对主义的信仰。主义可以改变，功业却非建立不可。历史上那些做出轰轰烈烈大事业的人，且不说苏秦、张仪朝秦暮楚，就是备受人们赞扬的魏徵、刘基，不也是改变了原先的主义才有日后的大业吗？ 　　三十六岁精力充沛热衷国事的杨度，决不愿做那种为了坚持主义而老死山林的隐逸之士，他要奋进，他要闪光，他要出人头地，他要做热热闹闹的大事业，他要做王氏帝王之学的成功传人。如此，在他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弃君宪而拥护共和，汇入当前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流中去，佐袁世凯去做一番民主共和的大业。 　　正在这时，有一件事使他矛盾痛苦的心灵获得了安慰。前两天，梁启超在日本公开宣布拥护民主共和政府，他痛痛快快地承认君宪在中国行不通，应该改行民主共和。梁启超既不为自己鼓吹宪政的过去遮掩，也无半点改变主义的愧疚，他大言不惭地宣布，他常常是不惜以今日之启超攻昨日之启超，因为这是为了追求真理。只要得到了真理，一己的名声可不必顾惜。 　　梁启超说得有道理。杨度想，君主立宪也好，民主立宪也好，关键在立宪。世上有君宪成功的国家，也有民宪成功的国家。国体应由国情决定，而全国多数人的选择就是国情。今天中国多数人拥护民宪，那就意味着国情宜于民宪，自己过去的君宪主张不合国情，应当抛弃。梁启超可以这样改变，我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还有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人，他们过去都是高唱君宪调子的，现在都转而支持民宪了。他们可以转化，我为什么不可以转化呢？想到这里，杨度平添了胆气，他深为自己这十多天来的虚怯而羞耻。 　　杨度的这番自我检讨，究竟是体现了中国士人顺应潮流的明智呢？还是体现了中国士人缺乏力量的悲哀呢？这是一个很难说得透彻的问题。只是杨度经过这番自我调整，失衡的心态重新获得了平衡。他铺开纸张，奋笔疾书，理直气壮地申明自己转变主义、支持共和的缘由，叫何三爷立即送《民视报》发表，作为对攻讦者的公开答复。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对于大清皇室和一切忠于大清皇室的人来说是一个最痛苦最屈辱最不堪回首的日子。这一天，六岁小儿皇帝溥仪向全国人民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了大地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宣告结束。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天则是最值得庆祝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清王朝的结束，同时也是沿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整个封建社会的最终了结。 　　与历史上所有被迫退位的帝王的诏书一样，溥仪的退位诏书里写的也不是他本人想说的话，那些话都是逼迫者借他的口气说的。早在一个月前，袁世凯就密电张謇代拟一份退位诏书。 　　状元张謇当然是最有资格写这种东西的，但他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受命后就将此事交给他的朋友杨廷栋。杨廷栋是江苏吴江人，中过举，又留学过日本，张謇器重他的文才。 　　杨廷栋躲进苏州闾门外的维瀛旅馆，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逐一字逐句地斟酌考虑，写出了一份初稿。初稿誊抄后，他的一个名叫曾奋的好友又作了修改，最后由张謇审阅定稿，派曾奋送到北京。袁世凯看完后很满意，只在其中加了一句话：“即由袁世凯议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个被张謇视为不会读书作文的内阁总理大臣，恰恰在这篇由张本人定稿的历史文献上，添上了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袁世凯的大总统之位便是得之于清皇室的禅让，而不是革命派的转送。他既可以不受欺负孤儿寡妇的指摘，又可以不必感激革命派的恩德。张謇当年真是低估了学生的文才，没有看出不喜为文的袁世凯其实是做大文章的高手！ 　　南京的临时政府见袁世凯真正把皇帝逼下了龙庭，当然不能失信，但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首的革命党人，总对这位在满虏官场中混了三十多年，几个月前还一再声称在中国应行君宪不能行民宪的袁世凯很不放心，他们决定要对他实行一些制约。独立省区的代表们在皇帝未退位之前，几乎都一致认为把大总统一职让给使皇帝退位的袁世凯是应该的，现在真的要让他做总统了，大多数代表又担心起来。他们怕袁世凯说话不算数，会剥夺他们既得的权利地盘，更怕他哪天翻脸不认人，对他们打击迫害。于是紧急开会，制定条款，试图给袁世凯套上枷锁，令套上枷锁的袁大总统始终不敢偏离民主共和的轨道。 　　第一条款，是匆忙制定《临时政府约法》。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政体为内阁制，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称为国务员，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二条款，中华民国的首都定在南京，不得改变。第三条款，临时大总统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没有设总理，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宋教仁热衷于政党内阁，刘揆一附和他的主张。各省代表便以为宋教仁有做总理的野心，结果，不仅总理内阁制被否定，连宋教仁的内务总长也被否定了。现在袁世凯要做总统了，为要制约他，又将总统制改为总理制，以便分他的权。北京既是清廷的都城，也是袁世凯的地盘，革命党人怕袁在北京，他们管不了，便坚持南京的首都地位不能改。再来第三条款加以限制：不来南京不交权。 　　袁世凯老于宦术，见南京又耍出这几道把戏来，心中大为不快、他将唐绍仪、杨度叫去，指着刚收到的电报质问：“你们看看，孙文他们来这，一手是什么用意？” 　　唐、杨把电报看了下，一时做声不得。 　　“他孙文做总统就不要总理，我袁某人做总统，就来个总理牵制我，这像话吗？” 　　唐绍仪在上海办谈判，谈到中途，以越权之咎被免去了总代表的职务。他一回到北京，袁世凯就对他大加抚慰，说明了此中因。唐绍仪当然能体谅老上司的苦衷。他见电报上写着总理，心里颇为兴奋，因为一只要设总理一职，他自度此职就非他莫原制属。他要促成总理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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