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中(100)_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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皙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真正是大有出息了。来家里的朋友，哪一个不称赞皙子的才华！她也常从报纸上读到皙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议论宪政的，她有些看不大懂。她喜欢皙子间或发表的诗词歌赋。她仿佛天生对这种文字有灵感似的，看起来悦目，读起来赏心。父亲在日，她在父亲指导下做过一些诗词。父亲去世后，她沦落风尘，就再也没有心情吟咏了。这两年，她常常有种诗情萌动。写出来，皙子给她略加润色，居然也很像个样子。日子过得这样安宁而有情趣，苦命的静竹已经很满足了。　　但亦竹却总感到欠了静姐一笔很大的债，这个幸福的家庭原本是属于静姐的，自己有点鸠占鹊巢的味道。她多次跟静竹说，要亲手张罗，为皙子和静竹完婚。每一次，静竹都摇头拒绝。前几年，静竹也还存着这个念头，一旦自己的病好后，就跟皙子圆房，让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变为现实。这两年来，这个念头她慢慢地打消了。她首先为远在湖南老家的那位黄氏大姐着想。大姐在家侍奉婆婆，抚养儿子，多么不容易。亦竹已经分了她的爱，如果再增加一个，不要又分出一份吗？作为一个女人，静竹知道，哪一个女人都不愿意把本属于自己的一份完整的爱分割出去，黄氏大姐同意杨度在京师娶亦竹，一方面固然是贤惠，另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静竹觉得应当早日把石塘铺乡下的祖孙三代接到京师来一起住。还有那位叔姬姐一家，如果也能一起来就更好了。叔姬姐才学好，将会是自己的好老师。她们来后，自己以亦竹姐姐的身份而不是以皙子如夫人的身份，在整个家庭中相处会显得，自然些。　　再者，静竹也为自己着想。她知道自己今后很可能不会生育。一个女人有丈夫而不能生儿育女，那会更难受，也会遭到各方的闲言冷语，不如干脆不嫁人，心里反而清静得多。就这样，静竹说服了亦竹，又要皙子接黄氏大姐母子进京来。　　静竹比亦竹有见识，也关心国家大事。许多事，杨度常常和她商量，听取她的意见，她也的确会给他一些帮助。为朝廷制定宪政是件很麻烦的事，宪政馆里的同寅大多是无聊之辈，杨度常常心烦。静竹就劝他，要他看看拜砖，想想当年妙严公主礼佛的恒心。杨度常能因此而增添一份力量。　　当杨度把组织国事共济会的想法说出时，静竹笑了起来：“这不是办的书呆子事吗？战争打得你死我活，哪有心思来开国民会议！再说，就是开，也要袁宫保和黄克强他们为头倡议呀，你和汪精卫两个人都无兵无权，发起这个会，谁听你的？” 　　杨度说：“打仗归打仗，一个省推几个代表开会还是可以的，至于倡议人，当然要局外者合适。袁宫保和黄克强都在局中，不宜作发起人。” 　　静竹说：“你和汪先生的两党代表，都是自封的呀，别人承不承认呢？” 　　“谁说是自封的！”杨度一本正经地说，“精卫是同盟会的要员，又名满天下，他难道还不够资格充当民宪党代表？我主张君宪六七年，我的宪政纲领，各省君宪派都奉为圭桌。我做君宪党的代表，谁还有异议！” 　　静竹扑哧一声笑起来：“我说皙子呀，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也不是说你无资格代表君宪党，但愿你的设想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好。只是目前这种开会呀，请愿呀，大概都没有作用。你不记得上半年那些请愿吗，哪一个成了事！” 　　静竹说的不错，但她不能理解自己的深层用意。先办起来，日后再慢慢跟她说吧！　　杨度再次去小羊角胡同找到汪精卫，把袁世凯的想法透露给他。　　汪精卫说：“袁项城支持革命派的主张，办民主共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只是他想做民国的大总统，革命派内部能不能通得过就不知道了。” 　　袁项城就是袁世凯，对于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不直呼其名而称其籍贯，乃是一种尊崇的表示。　　杨度说：“我也知此事不大容易，但假设革命派不让出总统来，袁项城他又怎会支持民主共和呢？” 　　汪精卫说：“这也是的。不过，革命党人流血奋斗而换来的国家，竟由满清的总理大臣来当总统，这在感情上总说不过去。”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杨度说，“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不就是满清的协统吗？除开上海的陈其美外，哪个独立省的都督不是过去的大员？湖南的焦达峰就因为资望浅了坐不稳，还得由贡元出身的议长谭延闿来做才行。看来，民国的大总统还只有让袁项城来做才镇得住，别的人暂时还没有这个威望。这个道理还请精卫兄向贵党的同志们讲清楚，先写封信给黄克强传递信息，要他出面在贵党内部协商。” 　　汪精卫这些日子里得到袁的不少好处，又见袁是一副真心拥护民宪的架势，对袁很有好感。同时，现实摆在这里，袁也是总统的最合适人选。于是答应给黄兴写信。　　杨度又将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的事与汪精卫商量。汪立即意识到，杨度是想通过这个会来表明自己是君宪党的领袖，日后转而支持民主，民国政府就得用高官为酬劳，暗自称赞杨想得深远。既然他可以借此来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我何不也借此来显示自己在民宪党里的领袖地位呢？于是也答应了。　　几天后，一份由杨度起草、汪精卫略作修改的《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在《经纬报》上登了出来。　　宣言书说，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出现，国内就分为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党。君主立宪党认为，中国以满汉蒙回藏五族人集合而立国，蒙回藏人之能与汉人同处一个政府之下者，全恃满洲君主的羁縻，若满洲君主一旦去位，则汉、蒙、回、藏即刻分离，洋人则会乘机瓜分中国。若要中国不被瓜分，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民主立宪党认为，别国可行君宪，中国则不能。不是说君主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而排除，而是因为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吞没。故君主一日不去，则宪政一日不能确立。　　宣言书又说，两党相争在民主、君主这一点上，其他方面，如行宪政，发挥民权，国家领土不得分裂，满汉蒙回藏必须在同一政府之下等等则是共同的。两党的最后目标，即建立宪政国家以救亡图存是一致的。　　宣言接着说，现在革命军兴，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不管谁胜谁负，都必然使得民生涂炭，财力困穷。若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宪党人不忍为。若以保一民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宪党人不忍为。两党都不愿眼看南北相斗而让外人得利的后果出现。　　宣言书最后说，两党之政见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自决，必也诉之于国民公意。因而两党人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意在使民主、君主这一问题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决，故发起国民公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两党都必须遵守，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实行本会宗旨之时，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于武昌军政府之行动，则由民主立宪党任之。　　宣言书之后，又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的简章。　　宣言书登报第二天，方表来杨度家，表示愿意入会。杨度很高兴，马上封他一个干事，拿出五百银元出来，叫他到天津闹市区租一间房子，挂牌办公。自从杨度离开湖南后，方表几乎成了一个失业者，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好了，他怀揣着五百大洋，兴高采烈地赴天津走马上任。　　汪精卫对此事本不热心，他有许多事要做，登过报后，便不再过问了。　　杨度则希望有很多人来参加国事共济会，把这个会办得热热闹闹。他又起草一个致资政院陈情书，请资政院议决具奏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以决民主、君主问题。又起草一个呈请内阁代表书，请内阁代奏皇上，明降谕旨停战，开国民大会。　　谁知七八天过去了，方表从天津来信说，天津本会无一人前来申请入会，问北京进展如何。杨度看到这封信后，心里只有苦笑。登他的门的人虽有，但都不是前来入会的，而是来指责他的。指责他凭什么自封君宪党代表，又讥笑他是哗众取宠，想出风头，这一纸宣言书于时局有何用？张謇、汤化龙等人则来电说，他们原来主君宪，而现在早已和民宪党一起干了，劝杨度改弦易辙。接下来是资政院根本就不开会讨论他的陈情书，内阁也不替他代奏。社会各界是如此的不合作，令杨度大为扫兴。　　汪精卫来槐安胡同告诉杨度，武昌那边对他这个宣言书反对甚为激烈，一批同盟会的老战友甚至大骂他出狱后被朝廷收买了。同志们批评他，宣言书上说什么“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此民宪党所不忍为也”，这种话居然出自一个同盟会评议长之口，岂不是彻底背叛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推翻满虏君王就得流血，不流血，满虏小皇帝会自动退位吗？革命党人就是要以流血牺牲来唤起人民的觉醒，来驱逐满虏君王和他的大大小小的走狗，中国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血后才会有新生的到来。关于国体的事，没有什么公决不公决的。老百姓昧于长期的君主制度，不知民主为何物，很多人只会赞成君主而不会赞成民主。革命党人是先知先觉，应当教育后知后觉。还有人怀疑此事不会是汪兆铭做的，汪兆铭的大名被杨度盗用了。！　　于是汪精卫对杨度说，取消这个会算了吧，没有一点实益，徒招无穷口舌。杨度说看看吧。又过了七八天，入会的没有增加一个，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看来这国事共济会是绝对共济不出一个名堂来了，杨度无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写了一段简短的解散宣言，说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一类的话，交《民主报》发表了事。　　杨度想：既然君宪党人不愿意与他合作共济国事，自己日后跟着袁世凯改行民主立宪，他们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背弃主义了。公开的目的虽没有达到，私下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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