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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至今一事无成。”王照端起方形单耳日式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口，说，“先是一个劲地学日文，但日文未精。继而想写一部关于戊戌年新政的书，把我自己所参与所知道的一切如实记下来，公之于世。写了一半，南海先生要我去组织保皇党。南海先生的家长作风，我又习惯不了，不久就退出来了。后来又想继续国内的《说文》研究，想想在异国研究中国的文字，又自觉不协调，也搁下来了。只有间或应卓如之请，在他所办的报纸上写点诗文，倒还有点小作用。” 　　提到诗文，杨度想起了王照写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在海内外传颂甚广，便说：“小航先生，您的《方家园杂咏记事》记录了戊戌政局中鲜为人知的史实，大家都喜欢读。您这就是在写历史，以后还可以多写点这方面的诗文。” 　　“那只是些东鳞西爪的事，还谈不上历史。”王照笑了笑，又端起了茶杯。 　　杨度想起了一事：“小航先生，您在《方家园杂咏记事》里说，西太后惟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这样。”王照望着杨度，正色道，“世人都说戊戌之变是因为太后要维持祖制，皇上要效法西人，彼此政见不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王照望了一眼手中的茶杯，杨度估计杯子里大概没有水了，起身提来一只大肚短嘴三耳鱼纹仿古陶壶，给王照的杯子续上深酱色的浓茶。王照喝了一口，继续说下去：“又如太后黜瑾、珍二妃，世人都说瑾妃、珍妃支持皇上，故太后迁怒于她们，其实是她们卖官惹恼了太后。卖官鬻爵这门子生意，朝廷里只能由太后独揽，别人不能染指。瑾、珍二妃原以为太后可以这样做，她们也可以学样，事情就坏在这个‘学样’上。所以依我的看法，推行新政，如果奉太后为主，让她出头露面，那么新政就是对的了。我早就把这个想法跟康南海先生说过，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不但不接受，还说那拉氏是万不可造就之物，绝对不能让她来主导新政。结果让太后觉得皇上是借变法之名在与她争夺权力，故而要拼死反对，不惜囚皇上、杀六君子，以此来体现她的不可侵犯的权威。英国人聪明，维多利亚女王贪财好货，就让她去贪，她一人贪总有限。她让出了权，国家富裕了，所得远比她的贪污要多得多。倘若康南海能学英国人那样，太后既然贪权，就把新政领袖权让给她，她心里高兴了，顽固派也不敢反对，新政推行则没有阻力，皇上的愿望也达到了，国家也变好了。” 　　王照这几句话大大开启了杨度的心扉，他发现坐在眼前的这位中年下台官员，虽没有康有为那样的夺目光彩，却比他有办事的实在本领。他频频点头说：“小航先生，你说得很有道理。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正是这个意思。”王照高兴地说，“晳子，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前年，有个来日本考察留学生时务的官员，是我过去的好友，他对我说过，庚子年义和拳闹得正凶时，守西陵的贝子奕谟，对逃难至西陵的齐令辰说，我有两语可以概括十年朝廷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奕谟，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他是宣宗成皇帝的胞侄，皇上的嫡亲堂叔，对朝廷的内幕最是了解的。” 　　“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杨度背诵着奕谟的这两句概括，问王照，“这两句话怎么解释？” 　　王照向前倾了倾身板，答道：“当年皇上大婚前的冬天，在保和殿召见备选的五个姑娘，她们依次排列。排第一的是都御史桂祥之女，即太后的内侄女，其次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当时太后面南坐着，皇上在一旁侍立，还有荣寿公主和近支几个亲王福晋站在太后的后面。太后座前设一长桌，桌上陈列一柄玉如意、四个大红绣花荷包，这是给选中的人所准备的礼物。选中为皇后的，则给玉如意，选中为妃嫔的，就给一个荷包。太后指着五个姑娘对皇上说：‘皇帝，看谁可以做皇后就给她玉如意。’说着把玉如意递给皇上。皇上拿着玉如意径直走向德馨的长女，刚要把玉如意递给她。太后突然大叫一声‘皇帝’，皇上愣了一下，见太后的眼睛看着站在第一位的姑娘。皇上明白了太后的意思，不得已把玉如意递给了桂祥的女儿。太后不要皇上再选了，命荣寿公主把两个荷包递给长叙的两个女儿，把另外两个荷包收起来。因为皇上喜欢德馨的女儿，太后就偏偏不让她们入宫。但皇上心里总不喜欢皇后，从不宿皇后宫中。他喜欢长叙的两个女儿，封她们为瑾妃、珍妃。皇后向太后哭诉，太后便恨皇上和瑾、珍二妃，尤恨珍妃，加之珍妃又卖官得了巨贿，所以后来太后西逃时，把珍妃推到井里活活淹死。太后既恨皇上不遵己意，又听到皇上要围颐和园逼她让权的谣传，于是先下手，将皇上囚禁，决意废掉。太后要废皇上的消息传到各国驻京使馆，引起外人哗然，都不赞成。太后便向各省督抚秘密征求意见，当时督抚们对于废立这样的大事都不敢明确表态，只有两江总督刘坤一，仗着功高资深敢于直言。他说了两句很有分量的话：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太后听到这两句话后，不敢废皇上，只是选定载漪之子溥隽为皇储。载漪恨外国人干扰其子登基，遂有意引义和拳入京，杀洋人，毁使馆，从而招来了八国联军进京、帝后西逃的奇耻大辱。” 　　王照说到这里停住了嘴。杨度听得入迷了，心潮不停地翻滚，想不到家庭里的恩恩怨怨，个人的权力欲望，竟然给国家带来了如此创深痛巨的灾难。他心里既愤怒又悲哀，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每年十一月三日，是明治天皇的生日，法令定为明治节。这一天，日本举国欢庆。从朝廷到民间，从东京都到北海道，到处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日本人民发自内心地感激、崇拜明治天皇，他们把明治天皇比作中国的汉武帝、唐太宗，比作西方的华盛顿、彼得大帝。事实上，明治天皇睦仁也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大和民族的英雄。 　　睦仁是孝明天皇的次子。孝明天皇是一个无权的天皇，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无能，而是整个天皇制度的式微。 　　早在一千年前，那时的日本国处于平安时代中期，皇族、贵族和僧侣之间长期纷争。上层争斗的激化，引起下层武士的不满，各地领主便趁机纠集一部分武士组成集团，以控制地方权力。由于各地领主力量强弱不同，集团之间也争战不息，相互兼并，形成了各种藩阀势力。到了平安时代的末期，其中势力最强的武士领主集团，凭仗武力组成了某种独立于朝廷之外凌驾于各藩阀势力之上的权力机构，对各地领主所辖范围内的领地和领民实行统治。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政治。幕府首领称征夷大将军。在幕府时期，天皇的统治实际上已名实俱亡，大权旁落到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集团手中，就连法律法令也完全出自幕府而不出自朝廷。这种制度从一一九二年源赖朝正式建立的镰仓幕府起，中经室町幕府、安土幕府、桃山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延续不变。一八六七年孝明天皇死去，十六岁的睦仁即位，称为明治天皇。 　　那时，德川幕府的统治走到了它的末期，各地的暴动如火如荼。明治元年，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倒幕势力发动宫廷政变，以睦仁的名义迫使德川幕府交出政权，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政府，实行王政复古。 　　在这场改变日本国命运的斗争中，年轻的明治天皇充分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家才干。他紧紧地依靠一批新生的政治力量，全面敞开国门，彻底地向西方强国学习，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又采取了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具体措施，进而颁布帝国宪法，召开帝国会议，短短的二十几年，便使得日本奇迹般地强盛起来，居然在甲午年海战中打败了大清王朝。日本人民为引导他们走上强国之路的明治天皇而自豪，年年在天皇生日这天，为他举杯祝福。 　　今年是天皇的五十二岁，祝福他万寿无疆的各种标语张挂于高楼大厦、竹篱茅舍、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不少饭店旅馆，在明治节这天免费供应吃住，也有许多车辆船只，免费为行人使用。大和民族这种强烈的民族感，使得旅居此地的千余名炎黄子孙深深敬佩，同时也为麻木不仁、一盘散沙似的祖国而惭愧。 　　杨度、杨钧和王代懿一早乘坐的信野号，便是一辆免费运送乘客往来东京至横滨的客车。三郎舅在车上谈起明治节的感受和对东京的印象，无不感慨万端。代懿对陆军大学精良的武器赞不绝口，对学校严格的军事生活至今仍不能习惯，出国前白白净净的漂亮书生，现在变得黑瘦多了。杨钧天性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弘文学院绝大部分留学生激昂慷慨谈论救国救民方案的时候，他只是偶尔听听，从不多发表意见，更多的时间是用于看书、观察。他喜欢读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好观察东京的民风，尤其对东京人的整洁、街道的干净、居室的雅致极为羡慕，常说一个国家富不富裕，先看它的环境是不是清洁。中国的贫穷，首先表现在它的脏乱上，哪天不见脏乱了，哪天就真的富裕了。杨度则总是谈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推翻了德川庆喜，将政权交给睦仁之后，日本国就可以推行新政，实行维新变法呢？他的结论是：看来一个国家的富强，依赖的是英明而强有力的君主。 　　三人在车上旁若无人地用中国话交谈着，觉得十分畅快，十分舒心。突然，前排一个老太太站起身来，对着窗外说了句：“不好了，起火了！” 　　全车乘客都一齐向窗口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家农舍冒出黑黑的浓烟，有几个人出出进进地搬东西，还有几个人在奔跑着提水。一个中年乘客说：“我们下去救火吧！” 　　“对，我们下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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