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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徐学台就是继江标之后的学政徐仁铸,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视学湖南,其父徐致靖也供职翰林院,官居侍读学士。徐仁铸也是个热血志士,目睹国势孱弱,也深知只有维新变法才有出路。他一到湖南便继承江标的事业,鼎力支助陈宝箴、黄遵宪的新政,一面继续出版《湘学报》,同时又创办《湘报》,大力鼓吹新学。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并不让步,继续与新学对抗。徐仁铸是叶德辉光绪壬寅年中进士的房师,叶对徐很恭敬客气,口口声声恩师长恩师短,但一谈起时事来,却坚守自己的阵地,寸步不让,还说什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不让于师”之类的话。叶德辉的强硬态度使徐仁铸不免有点怯弱。

  尤其是最近,湖广总督张之洞忽然从武昌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上说近来有人告发《湘学报》《湘报》远近煽播,倡为乱阶,务力杜流弊,即饬停刊。张之洞的决定给徐仁铸很大压力。他预见维新事业的前程将会异常艰难,于是给父亲写信,请老父向皇上荐举几个有血性有才干的人物,破格超擢,委以重任,果断地强制性地推行新法,并请他的翰林弟弟徐仁镜一道参与其事。

  果然非同小可!杨度看完信后,郑重地将它折好放回信封,双手交回给梁启超,问:“什么时候把这封信送给徐老先生呢?”

  谭嗣同说:“当然事不宜迟,明天上午就到徐老先生家里去,晳子你也一起去吧!”

  “好!”杨度立即答应。参与国家大事,一直是杨度的宿愿,尽管尊师说,在学术上他与康梁有不同的见解,但在维新变法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何况他也想借此机会结识徐老先生。

  “见过徐老先生后,我要和五哥一起到山西太原去走一遭,那里有几个荆轲、聂政之流的壮士,五哥要我去见见他们。”谭嗣同神色凝重地说,“今后说不定有一天还要仰仗他们的力量。”

  大刀王五接言:“你们先从文的一路入手,文的不行,我们弟兄再来武的。”

  梁启超正色凛然地说:“是要做好这种准备,说不定有血流漂杵的一天。”

  谭嗣同拊掌笑道:“若是这一天到来了,我第一个去断头流血!”

  杨度心中一怔。断头流血的事,他压根儿还没想到过,对谭公子的豪侠义烈顿时肃然起敬。

  接着,大刀王五说起他那几个太原府的兄弟,为人如何的慷慨仗义,本事又是如何的高强无敌。又说江湖上这些年来人心浮动,会党蜂起,无一不是针对官府和朝廷的,眼下大清王朝好比处在一堆干柴之上,只要一点星火落在上面,顷刻之间便会烧起冲天大火,而朝廷也就会在这把大火中被烧毁。大刀王五说的事,使杨度听来十分新鲜。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官衙和书斋里度过,江湖上的事一窍不通,今天才知道,普天之下早已是反旗林立,朝廷命在旦夕。这一夜,躺在梁启超临时搭起的木板床上,杨度想了很多很多。他隐隐地觉得,王五叙说的人心所向,似乎与康梁谭等人的事业有很大的不同。朝廷如同一艘千孔百洞的破船,老百姓的想法是要把它捣毁沉没,而康梁谭等人却是要把它修补好。

  第二天上午,谭嗣同、梁启超、杨度三人整装来到了城西豆荚胡同徐府大门口。谭嗣同递上名刺,说明来意,门房通报后让他们进去。

  这是一个很宽敞的四合院。一色的青灰砖石砌出一块平坦洁净的阔坪,坪的东西两侧搭起两个高大的葡萄架,时已暮春,架上爬满了油绿发亮的叶片,随处可见一串串小葡萄从木架顶部悬吊下来,如同碧玉雕琢出来的小珠子,十分逗人喜爱。葡萄架旁摆着大大小小的文竹、兰花和山石古木盆景,上下交叠,错落有致。另有八个硕大的白底青兽鼓形大水缸,水缸里怡然自得地游动着大水泡眼金鱼,还有浑身黑得如炭团的墨鲫。杨度赞道:“好一个高雅脱俗的庭院!”

  门房将他们带到西厢房。厢房两边红木柱上刻着一副涂上石绿颜色的联语:恪恭在朝夕,俯仰愧古今。门房掀开竹帘子,大家看见屋里书案边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老者见客人已来到门外,便站起身,以带有吴地口音的北京话说:“请进。”

  三人鱼贯进了书房,在北面墙壁边的一溜明式红木直背雕花椅子上坐下。门房斟茶时,杨度端详了老人一眼,见这位翰林学士年在七十左右,面色红润,腰板硬朗,眉眼之间有股倔强凌铄之气。

  徐学士面带微笑地问:“哪位是谭复生先生?”

  谭嗣同站起答应了一声,并递上徐仁铸的信。徐学士接过信,搁在一边不忙看,先将谭嗣同上下打量一番,说:“你就是谭世兄,久仰久仰。早就听说敬甫中丞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公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谭嗣同说:“前辈夸奖了。”

  “令尊政躬康泰吗?”

  “家父身体尚可,只是年纪大了,有些养身病,不如您的身子骨硬朗。”谭嗣同出生在北京,直到十二岁才回到浏阳老家读书,他的一口京腔至今仍很纯正。

  徐学士哈哈笑了两声说:“坐下,坐下说,这两位你给介绍下。”

  “这位是广东新会举人梁启超。”谭嗣同指了指梁启超。

  “哦!”徐学士显然有些惊讶,他朝着梁启超前倾上身,略带敬意地说,“梁卓如先生,你的大名如雷贯老夫之耳。你如此年轻,便已做出这么大的事业,享有这样大的名望,令老夫在你的面前都有点自惭。”

  徐学士这番出自内心的话,使在座的三位后生感动,尤其使梁启超感激。他起身回答:“老前辈学问渊懿,德高望重,我们景仰已久。”

  徐致靖是值得人们景仰的。他不仅学问好,更兼品德端方正直,素以提拔人才奖掖后学为己任,虽年过古稀,却依然雄心勃勃,敢作敢为。老先生还有一点尤令人尊敬,他治家有方,教子有道,两个儿子都在二十多岁时便中进士,入翰苑,一家父子三人同处词林,被士大夫传为美谈。

  谭嗣同接着介绍:“这位是湖南湘潭举人杨度。”

  “哦。”徐致靖点点头,“好,好,你是来参加会试的吗?”

  “是的。”杨度恭敬地回答。眼见得老先生对谭、梁异乎寻常的热情态度,杨度忽然有一种被冷落感。很快,他便平静下来。不能怪老先生有冷热不同,因为自己本不能与谭嗣同、梁启超相比,京师乃辇毂之地,名望官位在这里愈加显得重要。醉心于帝王之学的年轻举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信心,他相信自己今后的名望地位一定会引起京师人士的刮目相看。

  “好,你们稍坐一下,喝喝茶,我看看信。”

  徐致靖把信笺抽出来,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看起来。这时,梁启超将放在茶几上的一叠《京报》拿起,信手翻看几页,便赫然见第一版中间一排粗黑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请明定国是。他轻轻招呼谭、杨二人聚首合看:伏闻皇上宵旰忧勤,熟讲中外之故,知当诸国并立之时,万不能复守秦汉以后一统闭关之旧,知时审变,力图自强,祖宗二百数十年艰难缔造之天下可无危坠。然胶事以来,新政无一举动,学堂、特科事未见举办,有若空文,天下咸窃窃然疑皇上仍以守旧为是也。若守旧,可明谕内外臣工恪守旧章;若变法,亦请特颁明诏,一切新政,立予施行。总之,请皇上速明定国是,俾天下臣民咸晓然于圣意所在,有所适从,不再如前之游移莫是,两无所成矣。

  梁启超看后,对眼前这位老头子油然生出敬意来。这份奏疏上得太及时了,前几天他与老师谈论的正是这件事。康有为不见皇上明确的态度而心急如焚,梁启超也觉察到变法的前景不甚光明。现在,徐学士的奏疏登之于《京报》显著地位,说不定是皇上下决心明定国是的前奏。

  “谭公子,小儿信上只说保举几个得力的人才辅佐皇上变法维新,但究竟是哪几个人并未提,他跟你说过吗?”老先生看完信,一边摘眼镜,一边问谭嗣同。

  谭嗣同答:“离长沙前,我与徐学台反复商量了这件事,徐学台在另纸上写了几个名字,说仅供大人参考,最后荐举哪几个,一听大人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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