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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毙了曹双，边彩玉和那个女教师在Ａ城呆不下去了。市民们不能容忍两个女人毁了一个挺得人心的副市长。边彩玉的家门口常常被人倒粪便。她在台上演出时，也常常有人往台上扔砖头，闹得很不像话。公安局竟抓不住这些闹事的。 　　边彩玉只好离开了Ａ市，去了北京。她在北京唱得挺红。但她再也没有来过Ａ市。她死于“文革”初期，传说是让红卫兵拉去批斗时，给剃了阴阳头，她气愤不过，一头栽下台子，登时毙命。那个于教师就在学校教不下书去了。总有人骂她是破鞋。有一天，有人在她的家门口挂了一只旧鞋，她气恼地揪了下来，然后就破口大骂。骂到后来，就哈哈乱笑，笑完了，就疯了。后来就在城里乱跑，再后来城里就不见她的影子，不知所终。四十年之后，我曾到Ａ市采访这件事。几个老人谈淡他说：当时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很高，两个女人生生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谁能不恨啊，那时共产党严厉得很啊，现在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就好了啊。 　　这是一种沉重的牢骚。沉重得让人不好承受。 　　曹双只有一个儿子曹迪，曹双被杀之后，一直由政府抚养，后来上了大学。我前年在海南见过曹迪，长得五大三粗的一个中年汉子。我没看见过曹双，可仍旧相信他身上有着曹双的影子，曹双应该是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的。曹迪在一家合资公司任总经理，我见到他，提到了我三伯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后，热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他的公司，说得兴致勃勃，却只字不提他的父亲。 　　临别那天，他为我饯行，在一家挺豪华的酒店摆了一桌豪华得让我眼花缭乱的酒席，他只带他的一个女秘书陪我吃饭，曹迪那天喝得醉了，问道：你是要写我爸爸的吧？ 　　我听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实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枪口上了。你想想，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不那样干行吗？这事要是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个罪过就枪毙，我还不知道已经被枪毙了几回了呢。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点头道：曹伯伯其实挺可惜的，我三伯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现在玩过的女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或许想也不敢想。他拍拍手，就有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来，当着我和曹迪那个女秘书的面，毫不羞躁地坐在了曹的腿上，并在曹迪的脸上身上乱摸乱啃着。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个女秘书似乎司空见惯，毫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对付着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这已经是我玩过的第二百三十七个女人了。说着，就掀开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发出快乐的呻吟声。 　　我立刻头疼欲裂了，我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的。我回到宾馆，收拾了行装，当天就离开了海南。后来，我见到三伯，提起了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我有些醒悟，曹迪是在向我示威，或者是向那个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说，转身走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在宣纸上泼墨。我看着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已经打了几处补丁。三伯“文革”后出任某省的副书记，可他没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书立说，写字画画，悠哉游哉。 　　我总感到三伯同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老了。历史已经把他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他在寂寞中守护着一种圣洁的东西，他不为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所动，他的生存本身就对时代的进程发生着有益的制衡作用。三伯到死也不会有惶惶不安的样子，他应该是一个智者。领袖无有民众不成其为领袖，导师没有弟子不能成为导师，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没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个智者。三伯至今淡泊地活着，今年八十九岁。（我这篇稿子杀青之时，传来三伯逝世的消息。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写字时，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干休所的医生匆匆赶来时，三伯已经没有了心跳，真是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岁。） 　　这里还要交待三伯的一个情节。 　　曹双被枪毙后，三伯便赋闲在家。他身体不好，身上有三处弹片没能取出，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写书。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上过师范，曾在延安抗大教过书，曾被视为我们党内的秀才。他还跟毛主席很熟悉。因为曹双的问题三伯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写书了，到了1959年，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已经出版了。 　　1962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视，途经Ａ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听：那个秦秀才哪里去了，我拜读过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很好。 　　Ａ市领导就谈了三伯的憎况。 　　毛主席就笑：脑壳顽固不化，找他来见我，我给他开通开通。 　　三伯就被引来见主席。 　　毛主席笑：听说你要当陶渊明，可惜你生不逢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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