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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六

　　曹双只有一个儿子曹迪，曹双被杀之后，一直由政府抚养。后来上了大学。我前年在海南见过曹迪，长得五大三粗的一个中年汉子。我没有见过曹双，可仍旧相信他身上有着曹双的影子。曹双应该是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的。曹迪在一家合资公司任总经理，我见到他，提到了我三伯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后，热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他的公司，说得兴致勃勃，却只字不提他的父亲。

　　临别那天，他为我饯行，在一家挺豪华的酒店摆了一桌豪华得让我眼花缭乱的酒席，他只带他的一个女秘书陪我吃饭。曹迪那天喝得醉了，问道："你是想写我爸爸的事情吧？"

　　我听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实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枪口上了。你想想，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不那样干行吗？那种事要是放到现在，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个罪过就枪毙，我还不知道已经被枪毙了几百回了呢。"

　　我点头道："曹伯伯其实挺可惜的。我三伯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现在玩过的女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或许想也不敢想的。"他拍拍手，酒店里就有一个年轻的服务小姐款款走过来，当着我和曹迪那个女秘书的面，毫不羞臊地就坐在了曹迪的腿上，在曹迪的脸上身上乱摸乱啃着。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个女秘书似乎司空见惯，毫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对付着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这已经是我玩过的第二百三十七个女人了。"说着，就掀开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发出快乐的呻吟声。

　　我立刻头疼欲裂了，我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的。我回到宾馆，收拾了行装，当天就离开了海南。后来，我见到三伯，提起了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

　　我有些醒悟，曹迪不仅是在向我示威，或者还是向那个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说，转身走到桌案前，捉起笔来，在宣纸上泼墨。我看着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已经打了几处补丁。三伯"文革"后出任某省的副书记，可他没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书立说，写字画画，悠哉悠哉。

　　我总感到三伯同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老了，历史已经把他抛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他在寂寞中守护着一种圣洁的东西，他不为凶涌而来的时代大潮所动，他的生存本身就对时代的进程发生着有益的制衡作用。我相信三伯到死也不会有惶惶不安的样子，他应该是一个智者。领袖无有民众不成其为领袖，导师没有弟子不能成为导师，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没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个智者。三伯至今淡泊地活着，现年82岁。(我这部小说杀青之时，传来三伯逝世的消息，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写字时，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干休所的医生匆匆赶来时，三伯已经没有了心跳。真是无疾而终。享年83岁。)

　　这里还要交待三伯的另外一个情节。

　　曹双被枪毙后，三伯被开缺闲赋在家。他身体不好，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写书。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上过林山县师范学堂，是尖子生。他参加革命之后，曾在延安抗大教过书，被视为我们党内的秀才。在延安时期，他跟毛主席很熟悉，还跟毛主席讨论过哲学问题。不幸的是，三伯因为曹双的问题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写书了。到了l959年．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已经出版了。

　　1963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视，途经保州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听："那个李秀才哪里去了。我拜读过他的一本《先秦诸子百家论》。很好。但他对秦始皇的观点我不同意，我想与他讨论讨论哟。"

　　保州市领导就谈了我三伯在林山县闲居的情况。

　　毛主席就笑："秀才是有情绪哟，找他来见我，我给他开通开通。"

　　三伯就被接来见毛主席。

　　毛主席笑："听说你李震声要当陶渊明，可惜你生不逢时啊。"

　　据三伯后来回忆，毛主席跟三伯谈了他那本书，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就要三伯出来工作。三伯说："我写完下一本书再说。"

　　毛主席就笑："我从不强人所难，或者你真会成为我党的司马迁。但是我还是要劝你研究一下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我们十分缺乏这样的专家，只有一个陈云同志，是很不够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古人这样说，我总不大相信。我想你还是应该研究一下当代农民的状况，农民的问题。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懂农业懂农民的知识分子却很少。再有，你还是要出来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书本。你好像有什么情绪吗？"

　　三伯就旧话重提，讲到了曹双的事情，认为处理太重了。

　　毛主席吸着纸烟，静静地听三伯说完了，就点点头，叹道："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叉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

　　毛主席的声音有些发涩。

　　三伯听得呆了。窗外的北风呼呼响着，锈铁般的枯枝发出海潮般的啸声。

　　毛主席看着三伯，缓缓地道："你研究历史，不知道你对明史怎么看的？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壳。我毛泽东若是蒋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壳。"

　　三伯怔了怔，就讲了1960年的灾年，全国饿死人太多的事情。

　　毛主席闷闷的，眼睛红了，他声音有些喑哑："秀才啊，你读过《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子贡问政的道理。秀才啊，我们穷，可以减军事经费，减人事预算，乃至可以没有饭吃，惟有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大原则，即共产主义之信念必须坚守。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坚定，我们就有力量渡过任何难关。众志成城。什么叫众志成城？就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三伯怔怔地。他后来对我讲，他当时感觉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样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后不久，三伯调任省政府任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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