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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于淑兰在电机厂上班，她曾经是一个出色的仓库保管员，得过许多奖状。但她已经一年多没有开一分钱了。电机厂l997年跟一个外商合资了。按说应该效益好了，可是那个外国老板说他是来中国办企业的，不是为中国人解决工作的。他不能全部接收这个厂子的工人。急了眼地想引进资金项目的市领导们，都答应了。于是，于淑兰厂里的一千三百多工人被划入了另册。另外成立了一个电机二厂，让一个姓郝的厂长承包了。

　　这一千三百多名工人，开始还干得不错，每人交纳了一万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可是姓郝的厂长一上台就开始贪污。一年后事发，被公安局铐走了。第二任厂长姓张，承包了厂子之后，倒是没发现他贪污什么，可是乱造一气。据说他酒瘾极大，而且只喝人头马或者茅台。从l998年开始，厂里的工人一分钱也开不出来了。于淑兰想往外调，张厂长说："谁要调走可以，但要没收那一万块钱的风险抵押金。"于淑兰说，这个厂子在张厂长承包之后，一天天的更加难过起来。据说张厂长发誓要寻找一个合资伙伴，于是便常常到国外和香港乱跑。于淑兰对我们说，如果真的合资了，她一个月能拿一千多块钱。一千多块钱，在这个中等城市里是一个挺诱人的数字。我也很高兴地祝愿张厂长早日找到某个肯来中国投资的外国人。可是于淑兰那忧郁的目光告诉我们，这一切她是不抱希望的，她只是说说而已。

　　于淑兰的工作问题成了我妻子的心病，她总对我说："你当记者，认识人多，帮着她调调工作吧。焦越北下岗了，还能出去干点活几挣钱，于淑兰天天还得上班，可一分钱也不开，怎么行呢？"其实，我这个记者能办多少事情呢？认识人多，不等于能给你办事的人多。但我不忍妻子终日长吁短叹，于是，开始到处给于淑兰联系调动工作。那天，我刚刚走进一个效益还不错的公司，我认识这家公司的一个副经理。我正在盘算如何对这个副经理讲于淑兰的工作，我的呼机就响了，是妻子急呼我。我就抄起来电话回话，我当时绝没有想到那一个关于我内弟女儿小丽不幸的消息正在悄悄向我逼来。我拨着电话时，眼睛去看窗外。正是阳春三月，院子里有几棵抽绿的柳树，在温和的风中摆动着，很容易让人想起电视广告里少女们被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我注意到了电话旁边的台历：3月5日。电话接通了，竟是我妻子带哭腔的声音，我只听了一句，脑袋就"嗡"地一声，变成了洗脸盆大了。

　　1998年3月5日，我内弟的l5岁的女儿小丽失踪了。从那一天起到现在，阳光、鲜花、欢歌笑语等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好像都与我们一家无关了。我们陷进了一个生活的黑洞。我能听到我们全家的生命，在那黑洞中坠落的声响，并带起嗖嗖的冷风。3月5日，是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啊。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这一天，也许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拥满了学雷锋做好事的军人、工人、学生，他们兴高采烈地义务劳动，以纪念那个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中国士兵。而就在这一天，我内弟的女儿焦小丽却走失了。

　　后来听焦越北沮丧地说，那天，念初中三年级的小丽放学回来，把一张卷子交上来。内弟看了一眼，不及格。正因为这些日子找不到活干，常常发脾气的内弟，就扬手打了小丽一个耳光，骂道："小婊子，老子勒着裤带供你，你一点儿面子也不给老子挣。"小丽就哭着跑出去了。内弟追出门去，跳脚吼着骂："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小婊子，有胆量就永远别回来。"于淑兰晚上下班回来，听说了，还一劲儿给焦越北拱火："这孩子你早该管管了，再这样下去，真要成了小婊子了。"她一边说，一边挽起袖子开始包饺子。那天晚上他们吃的饺子是韭菜馅的。

　　当天夜里，小丽没有回来。内弟没有在意。第二天，小丽仍没有回来。第三天，仍没有回来。焦越北和于淑兰急了，就疯了似的找小丽。找遍了小丽的同学家、老师家和我们在省城的所有亲戚朋友家。然而都没有。

　　小丽失踪的三个月后，妻子家里又添了事。我75岁的岳父焦世文的腿摔断了。老爷子下楼的时候鬼使神差地多迈下了一个台阶。于是，为他勤勤恳恳工作了75年的左脚踝骨很容易地折了。等我匆匆赶到医院时，岳父已经打好了石膏，很安静地躺在了病床上了。我的内弟两口子和我妻子一验苦相守在病床前。岳父好像并没有把他自己的腿放在心上，见到我就一个劲儿地追问小丽找得怎么样了？老人的目光充满了苍凉的期冀，让我不敢对接。我把目光移向窗外。城市的阳光正在火一般泄着，知了们乱喊乱叫着。天气预报天天说有雨，却总不见下雨。我感觉到心里一阵阵闷燥，我感觉我正在被城市闷得软了骨头。这个城市真像一个蒸锅，一切坚硬的东西，都会被蒸得水软。

　　小丽失踪三个月了。一个l5岁的女孩子失踪三个月意味着汁么？谁都不敢说出那个可怕的结局。三个多月的时间，像锯子在我们全家的心上一天天地锯过去了，我已经感觉我们全家的心脏被锯得鲜血四溢了。可小丽仍然没有一点儿消息。那天打开电视，正在播一个拐卖妇女的案例，我神经质地关掉了电视，心开始突突地跳。妻子呆呆地看着我，家里一片死静，我们彼此都知道内心想得是什么。是的，我们都已经猜到了谜底，可谁也不敢说破。

　　于淑兰还能撑得住，焦越北却已经疯疯癫癫的了。他开始满街乱跑，我们不得不天天到街上去捉拿他回家。那天他呆呆地蹲在小丽学校的门口，目光痴痴地看着放学的孩子们，嘴里低语着什么，一头脏脏乱乱的头发在阳光中像一堆败落的野草。我跑过来拉他的时候，他怔怔地望着我："为什么啊？"他空空野野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了愤怒，我读到的都是屈服。一种向命运的屈服。

　　我们在所有能登广告的报纸上反复登着寻人启示："有告诉焦小丽下落者，给予五万元酬谢；有报知线索。者，给予两万元酬谢……"我们曾经接到过十几个提供线索的电话和信件。我和妻子先后去过河南、山东、四川，先后见到过l7个提供线索者。然而，除去他们急于想得到那五万元或者两万元酬谢，我们几乎没有得到一点儿关于小丽的真实消息。最后一次，我和身心已经憔悴的妻子又去了河南郑州。在郑州郊区的一个小旅馆里，两个脸色黑黑的汉子接见了我们，他们说："我们知道那个小丽在哪里。而且我们手里掌握着十几个孩子的下落。如果你们马上给现金，我们就立刻带你们去见孩子。"几乎疯狂了的妻子急不可耐地当场就说："给他们钱，快给他们钱。"就在我刚刚把钱从提包里掏出来的时候，公安局的进来了。亮亮的手铐锁走了那两个汉子。公安局的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骗子，已经骗了许多人了。

　　我们还接到过一个从东北打来的长途，一个粗猛的声音对我们说："如果你们预付两千块钱现金，我可以提供线索。少于两千，无可奉告。"这好像也是敲诈。我们没有再去。我真的不明白，这种乘人之危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好像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不是常常说人心都是肉长得吗？可现在许多人的心像是一块锈迹斑斑浸泡在冰水中的铁板，坚硬得没有一点儿温度。

　　我已经记不得从哪一天开始，内弟躲在屋里不再出门，他目光迷离，嘴里整天嘟嘟哝哝地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似乎在与什么不可知的神灵对话。迷离的目光中，好像在乞求着什么结果。内弟总是看着自己的手，独自悲悲地喃喃："我真是混蛋啊，我为什么要打她那一巴掌呢？"我的心悠悠地发紧，感到内弟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终于，有一天早上，内弟用菜刀剁去了自己那只手，鲜血溅得满床满墙。

　　内弟自残的那天，太阳疯狂地在空中跳舞，滚烫的空气像是要爆炸，全家都感到自己像是被点燃的火药。天空没有一丝云，却是灰蒙蒙的。我猛然感觉自己被一种什么东西击中了，我悲哀地自语："太阳也是灰色的，满天的灰凉之色，到下个世纪，也许我们这一生再也见不到小时候那种蔚蓝色的天空了啊。"

　　妻子淡淡地说："那有什么奇怪的，工业污染嘛。"她突然又不说了，也许她也想到了别的什么。

　　岳父的腿仍然没有接上。妻子不上班了，整天在医院照顾岳父。于淑兰所在的厂子效益还是没有一点儿亮色，听她说，那个姓张的厂长还是国内国外地乱跑，说是一定要找到投资伙伴。于淑兰还是死心塌地想调出来，她苦恼地说："就是美国总统来投资，我也不在那个厂子呆了。我现在就想辞职，可是我那一万块钱的风险金一定得拿回来啊。"

　　我托了一个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过那个姓张的厂长，可是没结果。张厂长仍然是那句强硬的话："调走嘛，也可以，一万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就不能退了。"我终于找到了另一个战友，他的一个表姐夫是于淑兰厂的党委书记，姓冯。那天晚上，我满怀希望跟着我那个战友去找这个冯书记。

　　我们去了冯书记家。冯书记听我们说了来意，摇头说他一点儿权力也没有。他说："不是我不肯帮忙，是我说了不算。现在是姓张的承包。我这个党委书记是摆设。说不定哪天不高兴了，就把我撤了屁的了。别怪我不去替你讲情，我也有老婆孩子，我也得罪不起那个流氓啊。"

　　我长叹一声："这还像是个国营企业吗！"就和战友起身告辞。

　　冯书记送我们出来，似乎言犹未尽，他苦笑道："我已经很难说清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属性。或者说它是国有企业，或者说它是私人企业。如果说它是国有企业，那么每一个职都是企业的主人，这些话明明白白地都写在一些法律条款上。如果说它是私人企业，那么任何一个厂长或者公司经理，都有权把企业的财富随便支配的。不是讲国有资产的流失吗，工人有那个权力去流失吗！"冯书记不再讲。他的内心似乎有着巨大的不安。从冯书记家回来，我坐在家里苦思苦想，需要托什么人跟那个张厂长讲一讲，才能把于淑兰顺利地调出来呢？(关键是要把邪一万块钱风险金顺利地拿回来)我想得头疼，却没有想出一点儿办法。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妻子在电话里哭起来："你来一下吧，医生怀疑我爸是癌症……"

　　我脑袋轰地一下："你胡说八道什么啊？"

　　妻子哭得更厉害了："真的，你来一下吧。带些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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