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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 　　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帐，似乎相信这样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写作。日子一天天从北窗穿梭而过，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静如水。在潮汐般的市声和打夯机敲击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彩色风车在楼顶平台上旋转的声音。好久没有风了，好久没想起那只风车了，现在我意识到风车旋转声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说，平静如水。 　　第一节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记写道：你作为一个倒霉蛋的岁月也许始于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我带着一只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伞到了火车站。那是这个城市的被废弃了一半的旧车站，只发开往南方的短途车。那天有下雨的迹象，天色晦暗，但雨却迟迟下不来。我走进低矮的候车室时觉得里面很黑，好像停电了，五排长条凳上坐着的人一个个孤岛似的若隐若现。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伞插在帆布包的拉手里，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邻近的一条壮汉盘着腿在看《家庭医生》，我问他，“停电了吗？”他说，“车站怎么会停电？停了信号灯怎么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对旧车站的幽暗实在不习惯。为什么不开照明灯呢？ 　　检票口还不放人。我听见一个女检票员尖声对冲撞铁栏杆的人喊，“急什么？火车不是马车，该走就走不该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记得我笑出了声，我对于别人的幽默总是忍俊不禁。然后我闭上眼睛等待广播检票。事后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额头上被什么冰凉的物体一点，睁眼一看，候车室天棚上的吸顶灯都亮了，一个白衣警察岿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觉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临的，这很奇妙。 　　“放人了吗？”我说。“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毛病。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掏出工作证给他。“怎么啦？”“没什么。”他翻开工作证溜了几眼，然后递还我说：“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问。 　　“快了。请你跟我来一趟。”他又说。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很严肃，胡子修得发青，双眼炯炯有神，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孔。“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盯着他的另一只手。“跟我来一趟吧。”另一只手正慢慢举起来。“去哪儿？”我猜测那只手才是关键的手。“跟我来就知道了。”关键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还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姓名？”“李多。”“我问你真实姓名。”“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什么？”“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民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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