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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听说保润的父亲是二次中风。稍具医学知识的人都清楚,一次中风导致腿脚不便,二次中风非常危险,多半危及生命。有人不理解三把锁的事情,说他们家又不是什么万元户,门上为什么要挂三把锁?也有人冷静分析,说丢了第三把钥匙,应该是次要原因,保润的父亲一定是受到了更强烈的刺激,也许马师母没有把门上孩子的涂鸦擦干净。谁看见了不生气?当然,种种猜测无从验证,验证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听说保润的父亲在医院急救室里躺了五天五夜。抢救的效果很不理想,医生吩咐粟宝珍准备后事。粟宝珍去买了两套寿衣,一套是丈夫的,一套是她自己的,她把两套寿衣都堆放在丈夫的枕边。粟宝珍拍着寿衣,与昏迷中的丈夫交流。她说我知道你在打什么小算盘,想一死了之?想把这个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收拾?你休想。你能死,难道我就不能死?我告诉你,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寿衣准备了两套,要不穿都不穿,要穿我们都穿,你敢蹬腿我就敢上吊,你一蹬腿我就替你穿寿衣,穿好你的就穿我的,我要是比你多活十分钟,我就不算人,我们要去一起去,那一老一小,随他们去!

  听说是粟宝珍的绝望威慑了昏迷不醒的丈夫,他不敢死。到了第六天早晨,他蹬了一下腿,只蹬了左腿,蹬得很轻,到了第六天的深夜,他的左手又动了一下,正好按住了寿衣,一根手指慢慢地翘起来,似乎在央求妻子,别激动,有事慢慢商量。到了第七天,保润的父亲苏醒过来,粟宝珍破涕而笑,但是医生劝她不要高兴得太早,说病人的性命虽然勉强保住,但是人已经成了一具空皮囊,很脆很薄,一碰就碎,以后是你们家属要小心了,时时刻刻,必须小心看护。

  邻居们去医院探视,病人说话呜鲁呜鲁的,谁也不懂,只有粟宝珍可以翻译他的语言,她说,自己这副可怜样子,还要教育你们呢,他说了,一个家庭要太太平平,第一要孝顺老人,第二要管好子女。邻居们都点头,认为他透露的是经验之谈,头脑还是清醒的。保润的父亲又继续呜噜呜噜,表情越来越激动,粟宝珍却不肯翻译了,不仅拒绝翻译,还哭起来了。邻居们猜到了病人呜噜什么,都去劝粟宝珍,夫妻间总要拌嘴的,何况你们心情不好,不翻译就不翻译吧。粟宝珍抹一抹眼泪,咬牙说,翻就翻,翻了让你们评评理,他在怪我呢,怪我不孝顺他爹,怪我宠坏了保润,怪我贪图钱财,你们大家评评有没有这个道理?他不怪他爹这个害人精,不怪他儿子不争气,不怪他自己没本事,一盆脏水,都泼到我头上来了。

  清晨或者夜晚,人们偶尔会在大街上遇见粟宝珍,她形容枯槁,眼神涣散,似乎接受了命运赋予的所有不幸,认输了。很多人同情她,说要评选天下最苦的女人,非粟宝珍莫属,想想都累死了,家里三个男人,一个犯人,一个病人,还有一个疯子,都要靠她一个妇道人家。粟宝珍的大苦大难,别人难以分担,也只能用言语关心一下。有人看见她在桥头的干果摊子买核桃,小心翼翼地与她搭话,保润他妈,核桃买给谁吃,买给老的还是小的?她红着眼圈,叹了口气说,自己吃的,医生让我吃点核桃补脑子,我脑子里每天轰隆隆地响,听说精神病人发病前脑子里都这么轰隆隆响,再这么响下去,我也要进井亭医院了。别人马上宽慰她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也经常头痛,痛得咝咝地响,那我不是也要进井亭医院么?粟宝珍说,你头痛,我头痛,痛得不一样。我迟早要垮的,拖一天是一天,晚一天好一天,我要是垮了,我倒轻松了,就是好端端一个家没了,想想都不甘心。

  她那个家还留有一缕人烟,但已经倾颓了一大半,摇摇欲坠了。有一天法院派人来送传票,敲门无人,马师母从店里热情地跑出去,一看是传票,嫌那个牛皮纸信封不吉利,不肯代收了。她帮着人家把传票从门缝里塞进去,听见那人嘴里吔地一声,这是不是一棵苋菜?马师母一低头,发现保润家的门槛下面果然长出了一棵苋菜,高高大大,碧绿碧绿的,叶片上还滚动着一颗莫名其妙的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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