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一　路线问题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这样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呢?是的，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之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2]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后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帮助组织国民党；最后在革命过程中组织了广大的农民协会，会员有几千万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昨天林老[3]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4]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在中国，现在搞马克思主义，怎样搞法呢?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他又不要这个领导地位，那还领导什么呢?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地主说:共产党，你可不行!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城市人口。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抗战一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那时候，中央认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可以打倒日本。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假的。有些人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动摇，好像不要人民的战争也可以打败敌人。那他想依靠什么力量呢?比如，依靠国民党，甚至依靠国民党里面的顽固部分，认为依靠他们可以打败日本。但是过一个时期，他又觉得这样不行了。那时候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多，后来才多起来的。在我们党里头，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同志也相当多。我们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开了全国代表会议[5]，八月开了洛川会议[6]，十一月在延安开了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中央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线被这些会议批准了、决定了。在这些会议上，中央不相信不发动人民战争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这一点，在决议案上是写了的，在文件上也写了的。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吗?依靠它能够胜利吗?我们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相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个早晨暂时地跑掉了。以后就要找一下，把马克思主义找回来。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我们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这样的提法曾经被人家驳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说这个提法是要领导权。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纲领，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纲领有力量，要在广大人民中，在农民中，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共产党这一套没有用处!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并广泛地宣传我们的主张，说:“农民们!小资产者们!各位同胞!你们要知道:只有自己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制度，把它改造成为有民主，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团体的，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即p使借外国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国还是黑暗的!”我们的宣传员就是要讲这样一些话。对于非共产党员，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向他们宣传:“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军队，组织人民的政党，组织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来，它就不起来，怎么办?那就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要改造它，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并且国民党内部要发生分化，但是没有来得及。进步势力没有发展得那样大，中间势力也没有来得及争取，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结果改造就落空了。这样我们蚀本了没有?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老百姓听了我们这个话以后，会觉得共产党的话有道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7]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同志们，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方针呢?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8]上，我们纠正了上面所讲的这类错误思想，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它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就是这类错误思想的一个标准的口号。这样的东西是错误的。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9]，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从此以后，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无数次的进攻，并且逐渐展开了攻势，比如像去年开始的攻势，今年就更大了。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防御为辅，这是对日本而言。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将国民党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了呢?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国民党也请了一个教员，跟我们是同一个教员，叫冈村宁次[10]，他从前住在北平，现在住到委员长附近去了。这个教员一教，国民党的影响就低落了，势力就缩小了。现在国民党的影响还有没有呢?还相当大。国民党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历史。要我们的影响去，他们的影响才会走；我们的影响不去，他们的影响就不走。所以说，国民党的影响是低落，而不是没有，势力缩小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11]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现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还有若干同志不相信这一条路线。那末，是不是现在都觉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样彻底了呢?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了呢?我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万岁的，有九千岁的，有八千岁的……。就是从我们党员来讲，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最近华北、华中开了很多座谈会，反映出来不但在党外人士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而且在党员中间也有些人，对于我们这样一条路线，是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说，在我们广大党员中，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别很大，我看是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有，虽然万岁也有。

　　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比如我们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参加旧金山会议[12]，国民党开始不肯，但结果我们还不是去了?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13]已经到了华盛顿。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14]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15]，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关于这一部分，最后我讲几句，结束一下。

　　第一、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抱什么态度?八年以来也好，二十四年以来也好，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非常欢迎像我刚才所讲的政策。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6]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第二、小资产阶级怎么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第三、自由资产阶级怎么样?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又比如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们是抱中立态度。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他们在两边劝架，给这边说不要这样，给那边说不要那样。最明显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出吧”。这是自由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这样的事，多得很，现在时间有限，一下子说不完。总之，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能够使自由资产阶级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

　　第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怎么样?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是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他们是国内抗日战线中的反动派。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17]一样。昨天报纸上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篇文章[18]，同志们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号是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成立联合政府，在下次大选当中用选举来推翻丘吉尔。他说的“推翻”在我们中国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的特点和外国不同，在我们这里，“推翻”就是要争取领导权，过去我们曾经“推”过一次，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19]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最后，讲到外国。外国怎样呢?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其他外国，几个大国，同盟国[20]，也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为什么《解放日报》上没有登这个话呢?没有登不是永远不登，并不是否定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报告中提醒了这个意思。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现在的世界面目已完全变化了，这一方面在我的报告中写得很多，很充分。关于黑暗的一面，我写得很少。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

　　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叫形势与路线。

　　二　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第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21]，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22]，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23]，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党发布过很多对时局宣言，都是具体的纲领。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写具体纲领的时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24]，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在后头，我还要讲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就是这个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25]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为什么不强调呢?如果要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因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从前我在井冈山打土豪时，曾到一个土豪家里去看有没有书，一个老妈妈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找东西，她说:“昨天已经共了产，东西都共掉了，现在没有东西可共了。”我们的农民同志很多都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他，这就叫共产主义。这当然不对。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然而它也不过是第三而已。再有还可以叫保守党。但是，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美国的新闻记者福尔曼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的报导》。还有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翻译为《西行漫记》。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们还总是把红账挂在你的身上。所以并不在乎名称。国民党这名称总算好吧，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那样不喜欢国民党呢?从前有许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个坏的名字叫猫，叫狗。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26]，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的。有一个新闻记者叫爱金生[27]，多少带点自由主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称我们为“温和的民主集中制”，可见我们并不那样“红”。资产阶级的代表都那样讲，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民党。对国民党我们尖锐地批评它，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他们有一点好处，我们也要给他们挂在账上。可惜国民党的好处不多，虽然想挂，却是很难，只能挂几笔，而且还拖了一个尾巴，要委员长洗去脸上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我们说过打倒委员长没有呢?没有。在我的报告里，就连一个委员长也没有提。这位委员长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中国之命运》，本来应当提一提，但还是没有提，这实在是可惜。我的报告里提到的，去世的人有孙中山，现在又加上一个罗斯福[28]，活着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为妙。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了，他有几次要挑动我们去犯这样的错误，挑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要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29]，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这个方针，就会犯错误。麻烦是很多的，我们和国民党的麻烦更多得很。

　　第六个问题，关于改造旧军队。改造旧军官，利用旧军官，这里有思想问题，要在我们全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军队多得很，这中间有很多的军官需要改造，不能个别地对付，要有整个的政策。除彻底的反动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不相信旧军官能改造，认为旧军官不好搞，旧军官没有马列主义，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许多旧军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饭吃、找出路的，到我们这里才有出路，我们不怕他们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两种，一种是公开造反，一种是秘密造反，搞特务。公开造反我们有准备，而且公开造反已造了好多年，并未造出结果来。秘密搞特务我们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严肃性、警惕性。另一个就是走人，如果他带了枪走，我们并不蚀本，因为枪支是他带来的又带走了。你要走，送你几块法币，开个欢送会，并且告诉他将来要来还可以来，这就叫做政治。对比较进步的军队，要适当地帮助，从前我们对这些军队也有过帮助。有两种极端思想，一种是对旧军队一个都不要，不信任还要缴枪，这是不好的。另外一种是对比较进步的军队，什么东西都送给他，这叫帮倒忙，也是不好的。我们改造旧军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七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30]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不像国民党的军队那样人人都要入党，我们也讲过党军，但这是指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求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历来我们军队中的党员最多只有一半，经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党员是占少数的。在军队里，少数共产党员应该跟多数的党外人士合作，所谓“人士”就是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个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些人听说无，产阶级领导他，他就不高兴。有些人却偏要喊你要归我领导，如果你不归我领导那就不正确，路线就发生问题。这种神气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欢迎。在这里，我们要讲清领导的性质。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而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们一开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已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第八个问题，扩大解放区。在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但是我们要注意防御敌人的进攻，敌人进攻我们就粉碎它，我们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

　　在抗战初期，是进攻的，到处发展。在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缩小，以防御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发展。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我们规定了这样两条:第一条是进攻，第二条是防御。不要因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损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就怕。根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我们的任务需要发展攻势，扩大解放区，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个团)和小的兵力(武工队)，到敌后之敌后举行攻势。因为日寇的情况变化了，它的兵力疲惫，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地方扩大了。我们和敌人两方面的情况都变化了，世界的情况也变化了，柏林快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相当的兵力，在可能条件下，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举行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各地作的关于一九四五年任务的计划，第一条就是进攻，第二条就是防御。这不是冒险主义，因为我们讲是在可能条件下，不是讲在没有可能的条件下去进攻，而且还讲了敌人有可能来进攻我们，要注意巩固根据地，所以这不是冒险主义。

　　第九个问题，准备转变。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我们提出过，但那时只是一种希望。那时候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那时我们前面的敌人是日本人，后面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我们被夹在中间。我们的力量在那时是个小手指头。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点，也不多。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增加力量，长大起来。加一个指头，又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使它长大起来。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游击战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是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一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动我们，挑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我们现在要“就敌就粮”。敌人的据点很多，但敌人只有点、线及小面。敌人要搞点、线，我们就分散搞面，这是“就敌”。人要吃饭，集中在一起没有饭吃，要分散吃饭，这是“就粮”。内战时期搞正规化，就是因为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没有搞通这一点。军队不生产，专门吃老百姓的，吃上几个月，吃上一年，粮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来个万里长征，可谓“英雄豪杰”。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灭你一百人。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报告里写了这样一条，有哪一天我们得到新式武器，就会更加无敌了，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包含准备转变的意思。在解放区的任务里面，我讲到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就是说，进攻应在前，防御应在后。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将来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时，如果没有准备就不好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方针也要变，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爆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说要我搞乡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确。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没有那么多房子，乡村没有人去，行吗?所以我在报告中号召大批知识分子下乡，不要穿学生装，而要穿粗布衣。但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由于作战方法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也要准备在这个转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一定会或多或少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我们准备得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少一点，准备得不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多一点。这一点中央应该有准备，各地也应该有准备，事先要头脑清醒，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这样意见分歧可能减少一些。

　　第十个问题，军队与地方。要深入农村，争取国民党统治区，争取沦陷区。我们要夺取大城市，但我们现在的旗子并没有插在北平、武汉，还是插在山上，像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等等。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战略的出发地，但现在拥有的人口太少了，我们要发展到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一半。我们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中十万军队。首先因为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的军队，我们就能集中地从日本人手里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条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将来我们是“武器加数量”，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几百万军队，全国老百姓负担也并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况下，扩大军队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我们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军队，但是如果到处扩大，扩大得不亦乐乎，一月、两月没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对了。所谓在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十一个问题，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31]。召集这样一个会议，是我们大会向各解放区人民的提议，这是一件大事。报纸上还没有公布。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当然要搞也可以搞，现在各解放区也有普选，但是这次我们要求比较快，不能太慢了。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东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同志们!我那个政治报告名叫《论联合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讲得很少，在这里就讲一下。请委员长组织联合政府，我们请了没有呢?请过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来同志去请过，我们《解放日报》、新华社不是几天就请一次吗?你每请一次，他总是摇头，不大高兴。他说组织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怎么就是推翻政府呢?我们说是和他联合，他说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们说开党派会议，他就叫“分赃会议”，他说他的政府是赃，不赞成人去分。周恩来同志同蒋介石讲:“孙中山先生讲过，将来要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说:“你们把我的政府当作北洋军阀的政府，你们就是总理!”那个人实在难得讲理，还有一点流氓脾气，比较坏。

　　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党外人士要占大多数。我们准备选举一个机关，它的名称叫什么好，大家都想一想，你们想的也许很好。现在拟定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要解放中国人民，谁人敢讲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权利，都要争取这个权利，反动派如干涉进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权利，是绝对不许可的。提起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骂我们“称王称霸”，我们就是称王称霸，是称解放之王，称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们解放!

　　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讲到我们党内，这一点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党这个军队同人民的其他军队比较有许多特点，它是先进的部队，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干这样工作也好，干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

　　我们党现在是不是统一了?历史决议案上写着空前的统，一，这是说比较过去要统一，没有讲党是完全统一的。有的同志讲:“放下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32]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33]。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34]。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是解决了生产问题，没有生产党也不能前进。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35]，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36]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还有到杨家湾小学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女同志，在清凉山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医生，他们和老百姓结合得很好。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有一段时间《解放日报》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37]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历史问题也比较恰当地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那天在预备会议上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比如讲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应在这些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各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的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党务工作方面也有根据地、沦陷区等各种工作地区的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上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有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党内几部分干部的问题。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我们对这几部分同志要特别注意。

　　(一)理论工作者。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8]因此我们党内要学习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

　　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

　　(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39]。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40]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41]，《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三)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一到根据地里头，他们就感觉吃不开。根据地里的首长多得很，看起戏来，首长总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长、中首长、小首长，这些同志心里怄气。审干的时候又找了他们的麻烦。“你是哪里来的?上海?西安?”“有没有问题?”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你住在哪一个旅馆?”“有没有介绍信?”因为我们根据地都要介绍信，以为在上海住旅馆也要介绍信，你说没有介绍信，那就怪得很。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这些同志对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作风问题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我在报告里头已经写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42]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们历史上的大纠纷。这一次开完大会之后，还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43]，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树声[44]，出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过这些话，不要怕多讲，不要怕讲得舌敝唇焦，现在看来，舌也没有敝，唇也没有焦，我们说得还不够。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人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五)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在军队里面有后勤工作，在整个根据地、解放区有广大的经济工作，有广大的同志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对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们提倡、宣传得不够，使得许多同志感觉到，在这些部门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没有地位。我曾经讲过，延安有一个同志告诉我，要他做总务处长，他不愿意当，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不起。人家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做一般工作。为什么他说做一般工作呢?是因为做总务工作吃不开，现在我们应当使他们吃得开。有些同志认为，做军队工作、党务工作吃得开，在军队里面是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开，做后勤工作还是吃不开。因为他们吃不开，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们吃得开。

　　(六)民运工作干部，工、青、妇干部。这些干部也感觉吃不开。有人把他们叫做“杂牌军”，其实都是“中央军”，没有什么杂牌军。大城市打开以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开展起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现在留下的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我们要照顾他们，尊重他们。同样，没有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我们现在还叫他们是新干部，好像老干部就是万里长征来的，那就没有几个大人，不过一两万而已。同志们，在座的多数同志是老干部，因为你们富有经验，领导正确，所以被选为代表，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做工作的同志，数目虽小，没有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把经验当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轻轻快快。对同志们讲一个数目吧!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和内战时期入党的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几万。否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味道大得很，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这样不好，我们年纪比较老，并不十分漂亮，还是他们比较漂亮，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大多数是青年同志，当然年纪大的也有。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没有我们不行，没有他们也不行。两万人的眼睛要看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要尊重他们，不要使他们感觉这两万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跟你谈话时到底怎样讲法。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45]，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要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党外干部。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46]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47]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48]，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时又在大会上作了这个口头政治报告。

　　[2]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代理主席。他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发表声明，表示民盟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

　　[3]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4]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5]见本卷第142页注[2]。

　　[6]洛川会议，见本卷第142页注[3]。

　　[7]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一九四七年六月并入国民党。

　　[8]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9]皖南事变，见本卷第50页注[8]。

　　[10]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当时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11]见鲁迅《故乡》，原文是：“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页）

　　[12]旧金山会议，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等文件。

　　[13]指董必武。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14]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15]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他在《申报》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

　　[16]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17]丘吉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18]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的文章《论英国大选》。[19]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十二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20]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21]指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为抗战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

　　[22]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见本书第二卷第334－337页。

　　[23]十大纲领，见本卷第102页注[15]。

　　[24]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25]见列宁《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原译文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较之它对于资产阶级更为有利。”（解放社1943年H月印行）新的译文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页）

　　[26]王镇恶（三七三——四一八），东晋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刘裕部将。在辅佐刘裕之子镇守关中期间，因与中兵参军沈田子不和，为沈所杀。

　　[27]爱金生，见本卷第278页注[10]。

　　[28]罗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逝。

　　[29]见《列子·汤问》。

　　[30]山西的新军，见本卷第143页注[14]。

　　[3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开会，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日本投降以后，因为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32]王实味，见本卷第288页注[11]。

　　[33]吴满有，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赵占魁，山西定襄人，一九三九年进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司炉工。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和劳动英雄。张治国，陕西吴堡人，一九四三年任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七团第七连副班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34]客里空，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写的话剧《前线》中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的名字。

　　[35]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36]赵毅敏，一九○四年生，河南滑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37]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

　　[38]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39]亚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二二），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苏格拉底,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40]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41]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的主要谋士。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刘伯温，即刘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受朱元璋礼聘参加起义军，提出时务十八策。明朝建立后，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42]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43]王首道，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委员。王震，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44]戴季英，当时任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一九○五——一九七四），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45]胡适之，即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这句话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73页）。

　　[46]徐老，指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47]见《论语·为政》。

　　[48]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