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林伯渠[1]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2]的信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九月十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3]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4]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5]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五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九月十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四项[6]，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五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六月四日(于六月五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十二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八条[7]，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做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做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四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8]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林伯渠，名祖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2]王世杰，字雪艇；张治中，字文白。均参见本卷第134页注[3]。

　　[3]参政会，指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决议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其中国民党人占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参政员为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

　　[4]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5]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6]见本卷第135页注[4]。

　　[7]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以书面形式送交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王、张以二十条如此写法无异暴露政府之罪状为借口，拒绝接收和转呈国民党政府。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就修改中共提出的二十条致电林伯渠，指出：“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修正后的十二条为原二十条中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三条，关于两党悬案方面的第一至第七条和第十、第十三条。原二十条意见中的其他八条即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二十条，见本卷第131—134页。

　　[8]见本卷第135页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