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大学[1]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今天延安大学开学。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校，过去有些部分是分开办的，现在合起来了。像周扬[2]同志所讲的我们的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入中国国土，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对共产党，和我们闹别扭，这些人就违背了这个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两条心。我们是一条心，开大会是一条心，开小会也是一条心，公开的、秘密的都是一条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整个中国凡是没有沦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是根据地，华北、华中是根据地，广东、海南岛是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有人说根据地不好，不应该有根据地，这个话不妥当。没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出发去打敌人。什么人最恨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不喜欢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根据地在它后方把它挤出去。我们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还有一些军事课，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抗大[3]也学政治，也搞生产，也讲经济。现在我们的军队都讲经济，三五九旅搞生产，今年要求每个战士、干部都要生产六石一斗细粮，这不是经济吗?所有我们的军队，搞饭吃，做衣服，修房子，盖大礼堂、小礼堂，做桌椅板凳，一概都是自己动手，这都是经济。延大的学习偏重政治、经济、文化这三门，各个根据地都搞这些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刚才周扬同志说要为边区服务，要为这个根据地服务。可不可以有一个两个，两百个，两千个，到晋西北、太行山、泰山、五台山的根据地去服务?那里也叫边区，大体上我们的根据地都叫边区。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日本是实在的东西，它落在中国有几十万军队打我们。现在我们各个根据地负担的敌人很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有些人看不见这个事实，诬蔑我们好像一个日军也没有打，一个伪军也没有打。去年《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的一篇文章，叫做《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那里头就有数字，有百分之五十八、百分之九十等。现在我们有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其他党政机关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大概有二十五万，四十七万加二十五万就是七十多万。现在各抗日根据地直接和间接交公粮的人口一共有八千多万。过去有一万万，后来日军“扫荡”，把正面战场的大量兵力调回来，对正面战场采取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集中力量要把我们搞垮，要把我们摧毁，实行“扫荡”、“蚕食”、“治安强化”、“三光”政策。“三光”，就是烧光、抢光、杀光。我们也要有一套去对付它，这就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战争最残酷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叫《破晓前的黑暗》，号召大家努力来战胜这个困难。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全体努力，实行十大政策[4]，熬过难关。敌后的困难很多，延安也有很多困难，例如《野百合花》[5]问题，只有小米没有猪肉问题。延大发展生产很好，还要继续发展，猪肉还要吃得多一点。那天我同周扬同志谈，你们大家纺纱，还有各种专门生产，都很好，但我看现在还不够，还要努力发展。敌后的情况更困难，大体上各个根据地都很困难，因为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敌后是非常艰苦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站住了脚，坚持抗战七年之久。这个残酷的战争经过最困难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今年我们又向上发展了。中国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如果说大后方这个大根据地一点不救中国，这个话也不妥当。有的人说只有他那个大后方根据地救中国，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不救中国，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你那里是怎样救中国的?你们三百万军队只负担日军的百分之四十二、伪军的百分之十，我们四十七万军队负担却那样重。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小，但是担子很重，没有任何接济，就靠我们党政军和老百姓结合起来，一齐努力奋斗。这次河南战役[6]，日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约四十万，就不挑担子，一听枪响就“向后转，开步走”。现在许多事情难办，所以要搞一个办法，就是民主，这个办法有的人不赞成。还有一条就是团结，有的人也不搞，他那里发小册子，开大会小会，骂共产党为“奸党”，八路军为“奸军”，边区为“奸区”，很不讲团结。

　　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根据地的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项工作上了轨道，就使得我们的学校也上了轨道。但是过去的缺点一定要克服，教条主义一定要去掉。

　　政治上你们要学习党的方针和政策，如统一战线、“三三制”[7]、精兵简政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你们都要学习，现在的方针是要全面自给。“三三制”的执行，前年开高干会[8]以前右了一点，去年又“左”了一点。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就是打日本，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志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

　　经济上要做到全面自给，几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全面自给，除了搞饭吃，还要生产各种用的东西。现在边区政府发了指示，要求边区人民的所有家庭，一百四十万人口，三十五万家，每家有一年余粮。不仅要防备天旱，还要准备反攻。这个目标去年没有达到，要在今后两三年以内实现。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使得三十五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末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外，还有工业，现在开工厂代表大会[9]，提出日用工业品要全面自给。边区工、农、商、学、兵一百五十万人口，一年需要三十一万匹布，可是我们现在每年只能生产十万匹，还差二十一万匹。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完全解决衣服的全部自给，根据过去经验，这是有把握的。边区过去的棉花、棉纱、布，都要从外面买，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血向外流。如果我们棉花自己种，棉纱自己纺，布自己织，一百五十万人大家动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们的经济就更坚实。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四百七十万斤铁，大部分不能自己生产，又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从外面买，血又要向外流。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四百七十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关于文化教育问题，也有很多工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党、政、军，一共一百五十万人，都要识字。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边区的经济发展了，农民也要求有文化。我们要使边区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识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如果能识一千五百字、两千字、三千字，那更好。我们至少要做到识一千字，每村要有一个冬学。识字要成为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单靠我们下去教“一、二、三、四”，“人、手、刀、牛、羊”，那是不行的，老百姓里头有识一百字的就可以教别人。

　　还有卫生工作。周扬同志说了，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文化上你们还要学会演戏，扭秧歌，还要学会唱歌，唱黄河大合唱、小合唱，等等。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件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四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于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十年，就让你劳动十年，你顽固二十年，就让你劳动二十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做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戴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10]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后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于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后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于审查干部，我们实行九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

　　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有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讲。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干部大学，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一九四三年四月后，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相继并入。

　　[2]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

　　[3]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前身是抗日红军大学。

　　[4]十大政策，见本卷第66页。

　　[5]《野百合花》，见本卷第121页注[4]。

　　[6]河南战役，见本卷第143页注[5]。

　　[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8]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9]指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

　　[10]“抢救运动”，又称“抢救失足者运动”。一九四二年底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审查干部工作以后，由于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并使用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间，毛泽东曾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九条方针，反对错误路线——逼、供、信。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许多错案。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再次强调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九条方针。十月九日，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经过许多努力，才制止了审干工作中的错误。随后，对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对受冤屈的人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