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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秃头是副厂长。毛是正式工人，办公室打杂的，留着一个菊花头，穿一双又黑又亮大皮鞋，经常夸张地捋着袖子看手表，那时候戴手表的人还非常少。我不喜欢这小子。他名叫毛红灯，挺革命的一个名字。 　　我们正要走时，门外一阵自行车铃响。一个高个子男人打着哈哈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扁脸的姑娘，矮胖，一脸雀斑。我突然认出了这个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这男人是公社团委书记，跟我们村里的刘三姐有点黏糊，刘三姐的二女儿，跟他是大脸剥小脸。下棋的二位胖子丢开棋，站起来与团委书记握手，打哈哈。团委书记说：“这是我妹妹。”又对他妹妹说：“这是金书记，这是于厂长。”还介绍了几个人。我感到很愤怒。书记说：“毛红灯，找几把椅子来！”毛红灯立即去找椅子，把我们晾在门口。 　　厂长挤着一脸肥肉，笑得眯缝着眼儿跟扁脸姑娘说话。“叫什么呀？”她羞涩地玩弄着辫子梢儿，酸溜溜娇滴滴麻酥酥地回答：“孙红花。”“啊，好名好名，好听，有意义，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嘛！在家干什么来着？”厂长问。孙红花轻飘飘文绉绉地回道：“在家治虫。”“治什么虫呀？”“哟，多着呢，主要是棉铃虫。”呸！不就是背着喷雾器喷药么，还“治虫”哩。我看了一眼方碧玉。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这时毛红灯拎着两把椅子进来，一看我们还在门口站着，便说：“你们自己去吧，呶，就那排房子。” 　　那是一排高大的青砖瓦房，有十几间，分两个门，门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红灯用狗爬似的红漆大字写着：“男宿舍”、“女宿舍”字样。我先陪着方碧玉进了女宿舍。 　　这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女宿舍。房间宽六米，靠着墙用木桩子、高粱秸、苇席捆扎搭架起两排大通铺，上下三层。最后一层在房梁之上，离地足有三米高，有固定的简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两排通铺之间的地面崎岖不平。我看到铺下生长着几堆小蘑菇，还有一条破裤头，这一定是去年的女临时工留下的东西了。 　　屋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姑娘，或忙碌或静坐。她们妍媸不一，但穿着几乎青一色的蓝布衣服，个别的穿着花衬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体发出的气味。这气味并不美妙，但富有诱惑力。我分辨不出是谁发出了什么气味，就像猫分辨不出一盆鱼里究竟是哪条鱼发出了哪种腥味一样。对了，女宿舍里有一股子臭咸鱼的气味。 　　一位黑瘦脸庞的姑娘站起来跟方碧玉打招呼。我恍惚在邻村见过她，大概也是个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人物。 　　“方碧玉，你也来了？”她很高兴地问。 　　“宋金鱼呀，”方碧玉上前拉着她道手说，“你也来了？” 　　“来当几天工人过过瘾呀，”她说，“俺爹说每个月能挣三十多元钱，交生产队一半，还剩十几块钱呢。挣到钱，什么不买也得先买五尺花布，缝件小褂穿穿。” 　　她很小，顶多18岁，脸上的五官团聚在一起，似乎还没有长开呢。 　　我很入迷地盯着她的娃娃脸，她瞪我一眼，说： 　　“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缝褂子？” 　　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竟让十几个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宋金鱼问：“方碧玉，你住上铺还是住下铺？” 　　方碧玉问：“你呢？” 　　“我正犯犹豫呢，睡上铺吧，太高，爬上爬下的，成猴啦。我睡觉不老实，万一从上边骨碌下来，还不把腰跌断？睡下铺呢，不吉利，万一上铺有个尿床的，不正好流到我脸上了吗？” 　　“那你就睡中铺吧！” 　　“好，听你的，我睡中铺，你呢？” 　　方碧玉想了想，说： 　　“我睡上铺。” 　　这时候毛红灯拎着孙红花的花铺盖卷儿，引导着团委书记和他的妹妹，朝着女宿舍这边来了。 　　“马成功，你自己去占铺吧，我能安顿自己。”方碧玉对我说着，一只手提着铺盖卷，一只手把住梯子的横梁，矫健地攀到上铺上去。铺上立即嘎嘎吱吱地响起来。 　　我进了隔壁的男宿舍，发现里边的格局跟女宿舍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更脏一些。 　　几十个男人，多数是青年，正围着一个略有口吃、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他名叫李志高，会写文章，会唱吕剧，尤其会唱《李二嫂改嫁》中“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那一段。当时他正在那儿吹牛。吹周恩来总理如何把支援朝鲜棉花的任务交给高密县，高密县如何完成任务，受到了表扬。吹得神乎其神，听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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