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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

  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

  "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老兰眼泡红红地说:

  "谢谢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顾孩子们吃饭,我那边还有许多事。"

  老兰摸摸我的头,摸摸娇娇的头,摸摸甜瓜的头,眼睛里夹着泪花,转身走了。黄彪媳妇眼睛追着他的背影,感动地说: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吃罢饭,我们又回到棺材前去守灵、化纸。

  院子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那几条德国种狼犬,从老兰老婆死后就变成了哑巴。它们趴在地上,将脑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

  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

  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那拨老派纸扎匠,他们跑着跟拍,跪着拍特写。小报记者的兴趣是拍人物,他后来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摄影家。那些纸活,把院子塞满了。而此时,姚七带领着一个腰间别着一只唢呐的吹鼓手头领和一个身披袈裟、手数念珠的和尚,从那些纸活的缝隙里,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挥一把汗,对着东厢房大喊:

  "老罗,你出来帮我照应一下嘛!"

  在下午的酷热阳光里,我坐在棺材前,机械地往瓦盆里扔着纸钱,眼睛看着院子里的热闹,偶尔看一下对面的甜瓜。她困了,不时地打着哈欠。妹妹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黄彪的小媳妇,精神抖擞着,携带着浓浓的肉味,像股小旋风,在厅堂里穿梭来往。老兰在一个房间里大声说话,我不知道听他说话的人是谁。进进出出的人实在太多了,记不过来。那天老兰家像个指挥大战的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地方政府的官员、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啥人都有。我看到父亲从东厢房里出来,虾着腰,面色阴沉。母亲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像个刚刚生了蛋的母鸡,很是精干,很是热烈。

  她对着那一土一洋的纸扎匠头儿,指指木头一样站在纸活前的父亲,说:你们跟他去结算。父亲也不吭气,转身进了东厢房。那两个纸扎匠,或者是艺术家,彼此用轻慢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便跟随在父亲后边,进了东厢房。母亲对着姚七、吹鼓手、和尚,大声地说话。她的话高亢尖厉,在我的耳朵里轰鸣。我也困了。

  我可能是打了一个盹儿,因为当我再把目光投到院子里时,发现那些纸活已经被叠放在一起,腾出来不少空间。腾出来的空间里,摆放着两张桌子和十几把折叠椅子。方才那毒辣的太阳,已经被乌云遮住。七月的天,女人的脸,说变就变。黄彪的小媳妇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回来说:

  "这个天,可千万别下雨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挡不住,"一个穿着白大褂,烫着大发鬈,涂着黑嘴唇,满脸青春痘的女人,一闪身出现在正厅的门口,接上了小媳妇的话茬,说,"兰总在哪里?"

  小媳妇目光如梭,上下打量着来人,用轻蔑的口吻说:

  "范朝霞,是你啊,你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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